研究在江汉平原人居环境与生态社会环境之间互动频繁的历史背景中以历史聚落形态内容为中心展开。自明代开始,江汉平原地区人口较前代增加显著,地区内土地以“垸田”形式逐步得到开发,交通通达,经济逐渐繁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特征的改变,聚落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应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催生出的居住形式与聚落形态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地域特征。以江汉平原的“平原”地貌以及江汉平原内低洼地势中河湖交错这一地理自然环境特征为思考起点,综合本地区自明代始在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垸”这一关键要素,以及本地区内文化和政区的相关划分依据,提出“明清至民国时期”以及“江汉平原河湖地区”这两个有助于凸显本地区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聚落形态特征的具体时间范畴和地理范围概念。研究以“自然／社会／文化—聚落”关联为经,以“人地关系”为纬,通过历史文献梳理、地方志舆图和民国地图信息解析、以及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将聚落形态与民居单体样式置于更加广阔和生动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通过以上论述,研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结论：宏观层面上,在明清垸田开发、地区堤垸兴筑、商贸文化兴盛以及水神民间信仰文化的诸多背景中,河湖地区呈现出以河湖环境中的堤垸格局为基本地理格局的聚落形态区域分布特征。中观层面上,城市、集镇与乡村聚落的形态特征各有不同。以河湖地区五州县治所城市聚落为主要探讨对象的城市聚落,其城内空间由“城+市”的模式构成,是符合宇宙模式和有机体模式折中的混合形态；沿河岸形成的集镇聚落主要受河流的影响和约束,主要街道多与河岸平行或重心向河岸倾斜,并主要呈现出沿河岸伸展的外部形态特征；而在堤垸体系中形成的水利关系成为江汉平原地区乡村聚落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类型,围绕水利关系衍生出的以“垸”为中心的社会形态成为这一地区乡村聚落形成与发展的深层结构,并最终促成了乡村聚落以“垸”为中心的形态特征。微观层面上的住居形态与聚落住民这一主体的关系最为密切,住居形态体现出一定的地域适应性及文化特性。船居是受惠于河湖环境丰富水资源的、较为原生态的逐水而居的住居形式,而茭觯水居和吊脚楼则是对河湖地区住居形态中应对水患的特殊形式。此外,河湖地区乡村聚落中的住民在民居建造活动中还形成了一系列适应堤垸环境、应对水患的营建策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人地关系视角下环境对聚落形态的影响贯穿始终：明确了河湖自然环境和堤垸格局是影响河湖地区聚落形态特征的关键要素；并从聚落防洪以及对水环境的改造利用两方面体现水环境对河湖地区城镇聚落形态的影响；堤垸格局中的乡村聚落不仅形成了以“垸”为中心的空间形态,还呈现出以“垸”为中心的多元文化内涵；水患对住居形态的影响最甚：应对水患的房屋组成元素和构件说法的混淆,地区寡于积聚的风俗,“苟且”的营建态度,以及本是对气候条件回应的建造样式在乡间却作为较高等级房屋规制的观念被反复强调的有趣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患影响下乡村聚落住居形态中建造传统和文化的缺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