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9年,一世嘉木样大师于大夏河(桑曲bsang chu)谷创建拉卜楞寺,19世纪中叶后拉卜楞寺逐渐发展成为安多(amdo)地区的宗教与文化中心之一。民国初,“宁海军”(指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组建的“西宁青海巡防马步全军”)与拉卜楞寺的长期冲突吸引了宣侠父、张丁阳、马鹤天、邓隆等汉地旅行者进入拉卜楞调查或任职,开启了近代汉地国人对拉卜楞的旅行书写。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上海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等时势,使得内地国人纷纷聚焦西北,西北先后被定位为“抗日的大后方”和“建国的根据地”。拉卜楞以其宗教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吸引了诸如张其昀、范长江、顾颉刚、李安宅、庄学本、黄明信、梅贻宝等四十多位汉地知识分子或官员前来考察。这些旅行书写几乎代表了、也左右着近代内地国人对藏地、对甘肃西南地区尤其是拉卜楞的认知。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分五章对民国时期汉地旅行者入拉卜楞考察的背景、经过等进行研究和梳理,并从民族学的视角对其旅行书写进行解读,“在文献中做田野”,返描汉地旅行者眼中的民国时期的拉卜楞社会,分析其旅行书写中显露的内地为“中心”的痕迹及民国时期的拉卜楞“边民”对“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认同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