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二十世纪初“歌谣”兴起的社会机制,以及围绕“歌谣”界定的充满争论性的话语和从事“歌谣”理论和社会实践的代表性人物进行分析,从而展现“歌谣”发生一开始就存在“学术的”、“文学的”界定标准的“两难”问题,并由此结合“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探讨“歌谣”界定“两难”问题发生的成因。对二十世纪初“歌谣”界定“两难”现象的分析和论述,可以回答今天有关“歌谣”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并推进对“歌谣”和“新文学”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本文首先围绕“歌谣”发生的社会机制流变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从1918年以前“新文化”的历史诉求以及由此带来的“歌谣”兴起的“先声”,到1918年至1922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歌谣”的兴起,以及1922年至1927年“新文化”的分化与“歌谣”的“争论”,由此来分析“歌谣”理论和实践中“为文学”和“为学术”的不同侧重。其次,本文重点围绕“歌谣”理论和社会实践中“文学”和“学术”的冲突展开论述,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歌谣”的“真”：“歌谣”的评价标准问题；“歌谣”是否能“修辞”：“歌谣”的形式规约问题；“重音”还是“重义”：“歌谣”搜集时“形式”和“内容”的冲突。接下来,本文抓住周作人的“两难”,论述“学术的”与“文学的”冲突的必然性。周作人是“歌谣”理论和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通过研究周作人对“歌谣”界定的“两难”,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新文化”的分化如何使“歌谣”不可避免地携带矛盾性。最后,本文试结合“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分析“歌谣”界定矛盾的成因,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国大学机构开始分化,带来不同的专业分工,因此文学家和民俗学家对“歌谣”的期待便各有侧重；另一个方面是“歌谣”研究的主要参与者文化立场的不同,各自研究“歌谣”的动机和目的不同,由此走向了不同的研究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