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罪作为古老的自然犯罪,严重侵害了被害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往往使得被害女性遭受身体、心灵和精神的多重损害,一直是我国司法机关的重点打击对象。在刑法理论界与刑事实务界,强奸犯罪备受关注。我国《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较为简单,仅有第二百三六条对强奸行为做出规定。但是司法实务中强奸案件的情况往往十分复杂,司法机关审理此类案件,常常遇到一些争议很大的问题,值得探究。第一,强奸罪作为“违背女性自由意志”的犯罪,女性对性行为是否存在有效承诺对于性行为实施者强奸罪成立与否至关重要,则强奸罪中被害人承诺的本体为何。是承诺者的主观心理状态、还是承诺者的客观外部行为、亦或是二者的统一。对于被害人承诺的本体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以客观的外部行为作为承诺的本体。第二,以胁迫手段实施奸淫行为时,如何判断胁迫(即当行为人提出某种条件旨在迫使女性在条件发生和同意性行为间选择其一时,对行为人提出的条件以何种标准认定其是否构成胁迫),笔者主张被害人如果拒绝行为人提出的条件,其处境会比事情的正常进程或者目前的底线更坏,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胁迫;若行为人提出的条件为被害人提供了新的选择可能,增加了被害人的选择自由,则可否认存在胁迫。第三、如何评价胁迫程度(即以何种标准评价胁迫是否达到损害被害人意志自由的程度,从而可以排除被害人承诺的自愿性),在被害人没有特殊个体特征时,评价胁迫程度并不存在问题。而在被害人具有某种个体特征而抵抗力低于一般人时,笔者主张以客观标准为一般标准,在行为人知情的特别情况下,才以行为人标准作为判断胁迫程度的标准。第四,轮奸情节的性质究竟为何,是量刑规则还是加重犯罪构成,笔者认为轮奸应该是存在既未遂形态的加重犯罪构成,而非是单纯的不存在既未遂形态的量刑规则。第五、强奸罪是否是亲手犯以及轮奸既遂未遂判定标准问题,笔者认为强奸罪是亲手犯,其实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分割性;故而应该以二人以上强奸既遂作为轮奸的既遂标准。第六,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愿与其发生性关系,如何对丈夫行为定性,能否认定其构成强奸罪,也即婚内强奸应否犯罪化,笔者认为对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平和手段违背妻子意愿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不应该认定其构成强奸罪;而丈夫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当对其行为以现行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定罪,而对于强奸行为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实仅在量刑时予以考虑。第七,倘若婚内强奸认定为强奸罪,则其入罪的理论基础为何;其入罪的必要性又为何。刑法理论对这些问题莫衷一是,学者间观点也相去甚远,争议不断。司法实践也被这些问题深深困扰,有时犯罪情节相似或者相同的案件,判决结果差别很大、甚至截然相反,造成了实践中强奸罪认定的混乱。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对该罪进行研究,符合世界范围内更进一步保障女性性权益的主流趋势,对深化我国强奸罪研究,为司法机关在实务中认定强奸罪提供理论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