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崇尚求真,强调客观证据即实证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依据新的“科学学”理论,相关材料、证据的规则法则,也是支持各学科能否成立的“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的核心要素之一。历史研究一贯求真,强调言必有据,近代甚至有人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故“史证(历史证据)范式”,在历史科学的“科学范式”①构架中,具有重要地位。音乐史学,是历史学和音乐学相互渗透结合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看不见且不易保存的音乐作品,古代相关史料极难搜寻考订。近代科学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一般以叶伯和、王光祈等撰写的著作为诞生标志。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研究对象逐渐明确不断拓展；代表性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自身“科学研究范式”以及相关“学术共同体”也初步建立。这一过程中,相关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订研究的全面展开,尤其是多重证据法的运用和深化,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史证”基础。从初创阶段的叶伯和、王光祈等先生,到这一学科迅速发展阶段的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前辈,均为这一学科“科学范式”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叶伯和首先指出音乐是一门艺术。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提出,在音乐史的纵向研究方面,要努力打破传统的朝代体系,按照音乐艺术自身发展的延续性和阶段性考虑音乐史的分期问题；在特定时段的横向研究方面,则考虑按照音乐艺术体裁形式特点、参考民族音乐五大类进行叙述。在“史证范式”的建立上,源于史学界的多重证据法,在前辈们的研究中,则结合自己学科特点不断深化拓展。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广泛收集各类证据,不仅充分地、深入细密地运用文献材料,也自觉运用音乐考古学获取实物史料,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努力搜集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音乐中的“活”史料,将多种材料结合印证。他们既遵守一般历史学的规则,还联系本学科自身特色,有机运用多学科“科际结合”进行多重证据法研究,力求坚实、充分的证据以支持史实建立。他们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批重要的奠基之作,有力揭示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光辉发展轨迹,也为中国音乐史学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创建了学科的“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培育了相关的“学术共同体”。简而言之,中国音乐史学近百年的历程,是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进程,也是其“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这种范式的形成是依靠多位前辈学者的努力与贡献才得以实现的。他们为广大后学及后继研究,树立了成功范例和学术标杆,留下了优良丰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遗产。20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迅猛发展,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助我们开启思路,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也为进一步完善音乐史“史证范式”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尝试借鉴“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也称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某些理论,结合对东西方哲学、史学中证据法则的发展历程,对近百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史证方面成果,特别是借鉴深化多重证据法的成果,选择一些成功案例,进行较深入全面的考察。对当前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史证方而的一些间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对如何学习借鉴当今史学新理论新方法,进一步建立相关“学术共同体”和发展完善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证范式”,也大胆提出些个人看法,供学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