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集是新诗创作达到一定数量、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具体呈现,也是新诗文体繁荣的重要标志,附加其上的序、跋、引、书后、题词更是传达个人诗学意识,沟通作者与读者的重要文献。一方面,它们体现了诗人论家对新诗现状和既有历史的认识与总结;另一方面也通过即时的评与选表达出对新诗的看法,审美趣味和个人观点,某种程度上指引着新诗未来发展的趋势。本论文主要从探讨新诗集序跋对新诗合法性确立、新诗发展以及经典化历史的影响入手,试图厘清新诗集序跋在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一章阐释新诗集序跋与新诗合法性演进之间的关系。新诗如何走进大众视野,如何被历史叙述,如何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留存,既与自身的发展状况、艺术品格有关,也取决于报刊杂志、新诗集、文学史著等传播载体的选评。其中,新诗集序跋因其述史、批评、引导和塑造经典的特殊功能,在叙述、确认新诗合法性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1927年,新诗集序跋的作者分别通过指认新诗在文学历史上的位置,凸显并发掘与旧诗相对照的新诗价值,增强读者对新诗的价值认同与关注,努力为早期新诗争取一席之地。经过多年尝试论争的新诗依旧未能成为被广泛认可的新文体,1928—1937年间,新诗集序跋的作者们既表达了对新诗现状及发展前途的困惑,也开始思考这些现象为何出现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并且,赵景深、周载熙、薛时进、钱公侠等人在选本的序言中梳理新诗历史以彰显、确认新诗的合法性,试图通过反思与调整加快确立新诗规范化历史进程。抗战爆发以后,朗诵诗成为一时主流,《高兰朗诵诗集》序言通过提前发表的方式积累读者基础,并从朗诵诗的需要、朗诵诗的必备条件、朗诵诗的发展途径阐发朗诵诗出现的必要;同时,蒲风、金帆、柯仲平、臧云远、朱自清、李健吾、杜蘅之等诗人则从音节韵律、叙事功能、形象认识、国语实践角度丰富朗诵诗的内涵与外延;值得注意的是,朗诵诗根植于战争的特殊背景、不明的概念边界及其与政治运动关系太过密切的特点,又导致这一诗体的合法焦虑始终存在。第二章分析新诗集序跋对新诗发展路径的影响。新诗集序跋登上历史舞台时,即开始以批评的姿态讨论什么是新诗,应该具备哪些质素,需要怎样的发展思路等理论问题,这一现象贯穿了三十余年的现代新诗史。1920—1927年间,新诗集序跋从四个方面开拓了早期新诗观念:一是《分类白话诗选》《蕙的风》等诗集序言为现代新诗抒情传统的建立开拓了重要方向;二是俞平伯与周作人所推崇的融合观念,既重新思考了新诗与旧诗、民族与世界、贵族与平民的关系,又为规范、想象新诗未来指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可能;三是焦菊隐、于赓虞这两位绿波社诗人对于散文诗理论和创作提供了独特见解;四是《尝试集》《草儿》等诗集序言提倡尝试、创造、自由真实的精神,不但明确了新诗人们的作诗态度和情感追求,这些观念本身作为新诗内容的表现对象也潜在地构成了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因。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变得越发复杂,文学与政治、现实与艺术的争论愈为激烈,但新诗的创作风貌也更加多元,在新诗第二个十年:钱杏邨、西华、冯宪章等诗人通过诗集序言对新诗的起点和性质进行重新思考;苏雪林在《蝉之曲》序中展开道德诗学与诗歌艺术层面的辨析,呈现独树一帜、古典派气息浓厚的诗学观念;《寄诗魂》与《新月诗选》序言则展现了新月诗人对作诗态度,音节格律以及新诗内容更清晰的认识,其理论导引加速了新诗现代化进程;在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勃兴的历史潮流中,蒲风、臧克家、森堡、宋寒衣、芦荻、雷石榆、穆木天等诗人不仅积极从事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且通过序言的书写从理论主题、对象方法等各个方面为现实主义新诗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1937年以后,新诗集的数量呈爆发性增长,其序跋也因反映社会现实、发见作者思想、阐述作品主题的特点而成为推动抗战新诗发展的重要阵地,我们探讨抗战时期的新诗集序跋,有助于透视这些文本为表达、建设、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及其促进抗战新诗诗体建设所付出的努力。第三章讨论新诗集序跋与新诗流派建构问题。不同时期的新诗集序跋对流派的定位、宣扬和维护,既传达了新诗同人对诗歌理论、社会人生、价值取向的整体性审视,又反映出他们对新诗的独特想象和塑造。20年代,《蕙的风》序言以诗学论争为重心构筑了湖畔诗派的爱情诗形象;《流云小诗》和《春深了》序跋在小诗备受质疑并开始走向衰落之时,以价值论争为武器发掘小诗的传统因源和诗美艺术、梳理中国小诗的历史脉络,彰显小诗传统价值及其历史合法性;《旅心》《独清诗选》序则对象征派诗论重心进行了具体阐释,它们共同参与推动了20年代新诗流派的发展和形象塑造,其阐发和建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乃至规范了新诗未来发展路径以及后人的流派印象与言说方式。在新诗第二个十年的流派诗集中,影响最大的是《新月诗选》,陈梦家所作的序言在新月诗派的形成、建构以及历史形象生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0年代,各类新文学体裁已经过二十余年的探索,进入到新的综合发展阶段,各类文艺丛书如雨后春笋般涌起,这些丛书多以社团期刊为阵地,对作品主题或思想观念相似的诗人诗作实施总括性收录,具有引领方向、宣传推广、留存史料等多重价值;其中,部分诗丛的序跋从反映后中国诗歌会诗人新诗观念、以《七月》杂志诗人群为中心构建诗歌流派雏形、初步刻绘中国新诗派诗人形象三个方面出发,深刻地影响了这些新诗流派的形成与分化。第四章论述新诗集序跋与新诗经典塑造的关系。新诗集序跋从发表方式、内容阐发、版本变迁等各个方面作用于诗集的传播接受程度与艺术价值,并由此参与新诗经典建构与塑造的历史。20年代,《尝试集》《冬夜》《草儿》《蕙的风》的历史背景、为序过程、宣传手段等发生机制对诗集的传播效果产生了关键作用,并关系到新诗集在当下以及未来的发展命运;它们的内容与叙述方式也对新诗集的历史影响力和文学史形象具有塑造作用,决定其是否可以沉淀为新诗经典的可能程度;在不同版本变迁中,序言的流变也通过彰显诗人新诗观念的提升,培养普通读者审美趣味,敞开文本意义,强调文本价值等多重方式,影响并推动这些诗集走向经典的进程。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诗集》横空出世,成为民国时期最受瞩目的新诗选本,《大系》导言突破了既有新诗进化观念的桎梏,依据诗体特点将新诗划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向读者呈现了致力于新诗音节内容、风格体式探索且具有现代特征和独立精神的十年新诗图景,在这一思路下,《导言》发现了白采、陆志韦、戴望舒等被既往文学史或选本不重视的诗人;重新阐释刘半农、李金发等诗人诗作,再度敞开他们的意义,揭示其重要性;并在流派叙事模式中,将那些具备一定艺术成就但未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诗人诗作纳入选录和保存范围,显示了重要的经典化意义。抗战爆发以后,“国防诗歌丛书”、《高兰朗诵诗集》、《诗歌时代》、《远征行》、《边塞集》、《抗战三部曲》、《黑陋的角落》等抗战诗集序跋则从扩张新诗集社会影响力、推动新诗艺术探索、发掘抗战诗歌思想意义等多重维度出发,既增强了抗战新诗的诗史价值,也提升了它们重新获得关注的可能性。第五章择取朱自清、赵景深和臧克家三位代表人物,探寻并勾勒新诗集序跋与个人诗学形象变迁问题。主要通过梳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序跋创作活动,立足于做什么样的诗、如何创作、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等具体问题,再度审视他们的诗学探索与实践,发现这些序跋作者自身诗学观念的变化以及他们对新诗发展的贡献,进而重新观照诗人的历史地位。结语部分主要对新诗集序跋（1920—1927）与现代新诗建构研究作出总结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