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证券法律体系中,信息披露制度无疑是政府实施证券监管的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信息披露制度作为证券市场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是证券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也是证券投资者行使知情权的有力保障,对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道路,证券立法者和监管者愈加认识到维护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利益和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秩序的重要性。信息披露标准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应有价值理念的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尤其是其中的“重大性”标准更是基础性标准,存在于信息披露的各个方面。要保证公众对证券发行和交易市场充满信心,首要的是必须让所有投资者尤其是处于信息获取劣势的中小投资者都能及时、公平、准确地获得与发行人有关的重大信息。显然,很好地确立“重大性”标准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发行人披露所有信息,只有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或者对证券的市场价格构成显著影响的“重大”信息才要求披露。“重大性”标准于是成为了界定内幕信息的要点和难点,以什么样的标准确定什么样的信息才是“重大”的,即“重大性”的概念是信息披露制度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同时也是内幕交易法律责任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只有信息具有“重大性”,发行人才有义务予以公开披露,也只有所利用或泄露的信息具有“重大性”,发行人才承担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与信息披露的基本宗旨相适应,界定“重大性”的标准要寻求两方面的平衡:投资者要得到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全部有用信息,从而有利于其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发行人可以合理地决定何为重大信息从而使其明晰披露信息的范围。本文的研究即是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入手,首先探讨信息及证券信息的基本概念,并对与信息披露标准相关的内幕信息着重进行阐述。具体来讲,要介绍信息的几种不同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接下来对作为证券法上的信息作一番概述,包括其含义、分类以及某种信息之所以能成为证券法上的信息的标准之争,其争论主要源于两种不同的认定标准:一类是“重要的信息”,只有那些重要的信息才是证券法意义上的信息,如美国、日本等国;另一类是“价格敏感信息”,如欧盟、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前者强调判断的主观性,后者则相对强调信息的客观性。就内幕信息而言,主要有内幕信息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各国关于内幕信息的规定和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然后本文对信息披露制度作了一番扼要概述,主要包括信息披露制度的历史考察、特征、意义和理论依据(法学依据和经济学依据);由此揭开对信息披露标准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信息披露标准的相关基础性问题和信息披露的普遍性标准进行了一番详尽的介绍,为下文的比较研究做好铺垫。接下来是本文的重点,即对信息披露标准问题以两条主线进行比较:一条是纵向的比较,即以美国法为例,考察了证券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在信息披露标准问题上的历史沿革、学说、判例及相关的理论问题;另一条是横向的比较,即以“重大性”标准这一信息披露标准中的最重要的一点贯穿始终,比较了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在信息披露标准问题上的立法取向和司法实践。这样比较下来,就使得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了。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重大性”标准的认定进行考察,分析相关的学说、判例及各国对此问题的规定。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重大性”标准进行论述:扼要介绍“重大性”标准的由来,包括“重大性”的概念和“重大性”标准的意义;重点对美国法中关于“重大性”标准的学说及判例作一阐述;比较研究各国关于“重大性”标准的法律规定和学说取向;比较与“重大性”标准相关的几个概念:重大事实、重大变化和重大信息。最后,本文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对在信息披露标准问题上的看法(主要是立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列举对比,进而对我国学者就此问题的争论进行介绍。最后,作为结语,得出本文的结论:我国应当施行“证券价格标准”和“投资决策标准”并行的双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