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世界的语篇并不总是纯客观地反映所谓的“现实”。拥有权力的语篇生产者会控制被表征信息的大小和性质,从而左右接受者对有关事件的理解和看法。隐喻涉及到不同概念域之间具有选择性的映射,它的使用和理解伴随着与其他认知元素的互动,同时它又是进行隐性评价的途径之一。隐喻的这些特性使它在语篇表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有的隐喻表征研究将隐喻的语篇功能与对人类行为中最核心元素的阐释联系起来,包括各类政治语篇折射出的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通过经济语篇中的隐喻表征阐释对社会经济领域某些现象的感知和看法。其中隐喻表征对揭示新闻工作者在大众经济语篇中表现出的内在主观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多数研究者都采用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主张对隐喻表征进行批评隐喻分析。不过在研究中完全依赖莱考芙和约翰的概念隐喻理论,忽略了传统隐喻之外的新奇隐喻的语篇功能,使研究结果绝对化。另外,语篇中认知过程和认知表征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得到清晰的阐释,无法驳斥隐喻表征分析中存在着过度解释的说法。实践方面也鲜有研究涉及发生在“第一世界”之外的经济现象,如处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本研究将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融入到批评话语分析中,尤其是van Dijk的社会认知模式中,其中隐喻作为思维方式,成为思维模式和支配思维模式的意识结构的中介面,作为语言现象,成为语篇与具体语篇中隐喻实现的中介面。研究围绕经济个案——以2008北京奥运会为背景的奥运经济展开。作为一个拥有混合经济模式、处于高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举办国的地位让中国受到了世界媒体更多的关注,产生了大量的语篇。研究尝试通过对奥运经济的隐喻表征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对同一经济现象的语篇表征是否存在着不同经济价值观的融合和冲突。为此,我们从中美最具权威的商业周刊和日报收集相关语料,建立起中英两个小型语料库,对其中的隐喻模式,同一模式中的不同概念场景以及各自概念合成和浮现意义的实现和功能进行了重点分析和阐释。研究显示两国媒体拥有共同的奥运经济思维模式,即发展模式和竞争模式,主要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隐喻模式来实现,包括“生物体”隐喻、“旅途”隐喻、“战争”隐喻以及“体育游戏”隐喻,其中概念源域均来自包括个体身体、心理和情感状态的人类内部现象,或源自各种社会经验的人际间现象。共同的思维模式反映了双方都把奥运经济看作不同经济主体间激烈、公开、透明的竞争,在竞争中注重策略、努力、忍耐与付出。另外发展模式与竞争模式在隐喻表征过程的并存包容强调了奥运经济中的竞争对经济主体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共同点主要是由奥运经济作为体育商业事件的国际性所决定的。同时以上反映自由市场观念的隐喻模式在中国媒体中大量存在,反映出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与世界逐渐融合的过程。然而,不同词汇在同一概念域内激活的各种场景,针对相同目标域采用的不同隐喻模式,以及相同隐喻模式或场景发挥的不同功能都折射出两国媒体思维模式上的差异以及它们对待相关事物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中方构建的竞争模式更加复杂,强调了奥运经济给当地经济带来的不仅是竞争,还有机遇。对中国经济的不同看法,以及北京奥运会对中国而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导致了双方发展模式上的差异。经济主体的隐喻表征差异还反映出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和文化因素对隐喻使用的影响。总体上,美方在使用隐喻对奥运经济进行表征的过程中,对负面现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例如对当地企业竞争力的质疑,大型建筑项目引发的争论,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担忧。相反,中方构建了相对乐观的意象,把现实与企业未来的发展相联系,在报道中突出正面评价,对各种问题进行了弱化。研究突显了语言层面分析在揭示隐喻功能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我们还需要考察历史文化元素,政治背景和经济价值观等社会结构,以便对语篇中的隐喻进行较充分的阐释。其中历史文化元素有助于我们对隐喻的隐含意义、评价意义和情感效应的理解,对政治背景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中方隐喻表征中占主导地位的肯定语气和对负面事件的模糊报道。同时美国社会主导的自由市场理念与中国社会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理念混合的价值观形成对比,左右着媒体对奥运经济的隐喻表征,产生的语篇影响着大众对事件的理解和解读,相应地强化了各自现存的价值观念。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有关隐喻的传统理论,包括隐喻产生的体验观以及隐喻作为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载体的特性,同时也显示出它在揭示语篇隐含意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充实了批评话语分析框架中的社会-认知分析模式。在把隐喻作为一种富含价值理念的认知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进一步弱化了传统隐喻与新奇隐喻的界限,强调了它们在表征现实中的相同作用。同时出现次数较低的隐喻模式在表征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提醒我们在隐喻分析中不应把频率高低作为唯一的标准。研究中所采用的对比分析方法突显了不同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不同在使用隐喻中出现的差异,主张批评话语分析应该考虑社会的多样性。另外,对媒体隐喻表征的对比研究再一次证明,媒体语篇,包括大众经济语篇并不总是对现实的客观表征,而是一种控制大众对重大事件理解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