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组织层出不穷,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职务犯罪的主体也形式多样,而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务犯罪主体立法规范相对于目前显得滞后和不完善。而在职务犯罪的研究和审理中,主体的认定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由于贪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具有一致性,故本文立论于贪污罪的主体研究,我国贪污犯罪立法经历了从模糊到具体,从具体到概括的历程。概括的不确定性使同类型和同种类案件处理结果却大相径庭。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司法机关的高层解释中就可以体现出来,高检院对贪污犯罪主体作出“公务论”解释后一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身份论”解释。两种解释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本文借鉴了一些当前权威学者的观点,以“从事公务”做为贪污罪主体认定的本质,结合相关案例和笔者的工作体验,从贪污罪的主体认定和“扩张的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贪污罪主体争议较多情况入手分析了贪污罪的本质与特征。本文结合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等特殊主体,在应然和实然情况下的困惑进行讨论和论证,揭示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行使权力进入公权力的范围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最后,分析了贪污罪主体认定的困惑,提出了完善的建议,以期立法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文章的意义在于在当前的反腐情况下,完善主体立法、划定主体范围,从而更有利于打击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