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贫困始终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我。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支出型贫困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我国建档立卡户中,42%的人群是由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支出型贫困已逐渐成为我国减贫脱贫的新任务。支出型贫困普遍存在于我国农村地区,但由于其隐蔽性强,较难衡量,因此现有对农村贫困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收入型贫困上,对于支出型贫困的重视和研究还有待增强。我国一直将农村地区作为扶贫的重点对象,并将金融作为缓解农村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由于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农村居民长期受到金融约束的限制,无法享受金融资源带来的益处。2005年普惠金融的提出,可以有效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可以使得农村居民通过获取金融资源缓解自身贫困,降低返贫的可能性。当前,多数学者研究的焦点主要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收入型贫困上,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对农村支出型贫困有缓解的作用,仍然有待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普惠金融发展为切入视角,着重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影响,一方面可以为测度、评价我国农村支出型贫困与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提供依据,也可为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支出型贫困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研究内容,丰富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支出型贫困的特征事实,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全面分析论证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重点包括以下内容:1.对普惠金融与支出型贫困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梳理,将普惠金融与支出型贫困二者纳入统一研究框架。2.从理论上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直接和间接机制,揭示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支出型贫困的作用路径。3.利用相关模型,对我国省域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支出型贫困水平进行测度分析。4.利用前沿计量模型,较为全面地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减缓作用及其特征。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区域间仍存在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的现象。2.我国农村支出型贫困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3.普惠金融发展可以直接减缓农村支出型贫困,其中渗透性和可负担性的减贫效应显著,效用性的减贫效应并不明显。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直接减缓作用存在区域差异。4.收入增长、医疗均等化以及劳动力转移在普惠金融发展减缓农村支出型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间接传导作用,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农户收入、降低农村医疗贫困以及减少劳动力转移进而减缓农村支出型贫困。5.对于不同贫困程度的群体,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支出型贫困程度越高,普惠金融及其可负担性对其减缓作用更显著,而普惠金融的渗透性、效用性对支出型贫困水平较低的群体减贫效果更佳。6.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减缓作用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该种异质性在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同样存在。7.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减缓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减缓本地的农村支出型贫困,而且可以明显降低相邻地区的农村支出型贫困,该种空间溢出效益依旧存在区域差异。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现有大多数研究以收入型贫困为主,对于支出型贫困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结合我国实际,运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基于家庭生活开支,对于我国农村支出型贫困水平进行测度,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2.普惠金融作为主要减贫途径之一,对于农村贫困的减缓具有重要作用,而现有研究主要以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型贫困的影响为主,而随着我国贫困形势的变化,支出型贫困成为我国未来扶贫的主要对象。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减缓作用,丰富了普惠金融减贫的研究内容。3.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支出型贫困的传导路径,并使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工具变量分位数模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从多方面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