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面临愈发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员工仅仅完成职责范围内的绩效行为已经不能适应组织发展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最大程度挖掘人才价值、使组织获得持续的发展动能具有关键意义。根据以往学者有关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领导者的管理方式是影响公民行为的重要因素。过往研究已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和精神型领导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作用,以及威权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抑制作用。但这些领导方式皆起源于西方,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契合度欠缺。作为近年来新提出的领导方式,包容型领导的核心特质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及“兼容并蓄”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基于中国管理情境的包容型领导研究,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CAPS）,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双中介模型,基于认知路径和情感路径,引入组织自尊和情感承诺两个变量,探讨其在包容型领导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同时,基于个体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考察权力距离导向在包容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包容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及其两个维度;（2）组织自尊在包容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情感承诺在包容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4）个体权力距离导向在包容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本研究澄清了包容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作用机制,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为管理者更好的实施包容型领导,激励员工表现出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