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经历了漫长的拉锯过程,《自然保护地法》自2004年列入家立法规划后,几易其名,以《中华人民共和自然遗产保护法（征求意见稿）》《自然保护区域法》《自然遗产保护法》出现在我立法研究会议之中。跨度十几年,前后几十稿,最终因为我自然保护地类型众多,部门职权复杂,利益平衡困难无法推进。2019年《关于建立以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构建以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中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这对重塑我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遇。现如今,随着家公园5年试点的圆满结束,是时候将试点成果转化为制度经验注入我的保护体系之中。长久以来,我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存在着法律概念不清、体系松散、法律空白等先天缺陷,加上我部门和地方管理权限的冲突,导致我保护地管理呈现多头管理、权责混乱的局面,这也是立法迟迟未能有实质推进的原因。构建以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需要将现存的保护地类型重新整合、理顺保护地管理机构的权责问题,解决法律冲突、填补法律空白。早期的自然保护地研究主要是研究域外保护地类型、管理机构,并将研究成果直接适用于我保护地建设,随着近年来家政策的推进,域外研究逐渐过渡到保护地的价值功能和立法模式之上。当前,我关于保护地立法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典化模式和基本法模式之中,两种模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就实践和试点来说,基本法模式更适宜我解决矛盾、规制保护地建设的需要。如何架构基本法模式需要根据《意见》的政策指引结合我立法实际、立法传统。这就需要将家公园的保护价值和生态功能放在首位,在保护优先、统一管理、共治共享等原则指导之下,建构以中央垂直管理为原则,央地合作管理为补充的分区管理模式,以此协调央地、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除此之外,需要明确保护地的准入标准和程序,落实保护地原住居民的公众参与,细化法律责任的主体和对象。最后,完善自然保护地相关的土地权属和特许经营制度等配套制度。经过模式选择、基本原则、核心制度、配套体系这四个方面架构,我的保护地体系基本搭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