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硕士论文共分五个专题展开讨论。第一章主要讨论,在《论语述何》中,刘逢禄将《论语》学与《公羊》学互证,以匡弼《公羊》。刘氏还在此基础上参稽《穀梁传》的若干观点,如“母以子贵”问题,以达到所追求彰显《春秋》学义理的目的。其中,董氏学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这一章从《述何》出发,挖掘董氏学对刘逢禄学术的影响,兼论何休之学,从《述何》中所见的董氏学问题来反观刘逢禄的学术旨趣。第二章主要讨论,在传世文献中,《论语述何》一书存在两个版本系统。这两个版本系统分别代表了刘逢禄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格与倾向,通过明确《论语述何》两个版本的流变来探究刘逢禄学术的转向,以梳理出其学术立场,实经历了从何休学到《公羊》学,再到《春秋》学的理路。此外,阮元《清经解》对《述何》版本的选择与编排,是其“会通”之学对刘逢禄“专家之学”的认同。第三章主要讨论,“道咸以降之学”不同于乾嘉,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在内容上,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公羊》遍说群经,其中在“何休学”与《论语》学上主要是重经学“微言”的特征。刘逢禄重“微言”是沿溯庄存与家学以《公羊》说诸经的路数,刘恭冕则是在刘逢禄刺激下进行的回应。其造成的学术结果,是重“微言”的路数与“匡世”思潮的结合,使得刘逢禄治学急于求成,存在“稍偏”的弊端。刘恭冕在家学的加持下虽未受“匡世”思潮的动摇,但因其时治学风气的重“微言”,其也难逃治学“稍偏”的结局。第四章主要讨论,刘逢禄的《论语述何》与刘宝楠父子的《论语正义》成书于清代学术转变之时。通过这两部《论语》学著作的对读,可以发见,《述何》以董、何义理为其学术核心,以“求公是”为其治学旨趣来突破乾嘉朴学,实则是一种过度诠释,“求公是”之“是”背后的理据是“知类通达”的会通之学。《正义》则是循着乾嘉朴学的路数,将文本作为“实事求是”的根本保障,墨守着乾嘉“由小学入经学”的基本思路,而“由小学入经学”之“是”的理据同样是会通之学。《述何》与《正义》虽然都主张会通之学,但因其各自不同的学术旨趣以及对“是”的不同理解,致使有着截然不同的“通”学。第五章主要讨论,《论语述何》与《论语说义》分别是刘逢禄与宋翔凤《论语》学的代表作,代表了刘、宋不同的《公羊》学精神。《述何》侧重于“变”,擅长以己意解经,因此对于今古文的态度是严明今古文义理之不同,以己意“考证”今古文。《说义》侧重于“从”,一定程度上回归于礼制的考证,因此严守今文义理立场。因为刘、宋在《公羊》学理论上的建树不同,故庄述祖有“若刘甥可师,若宋甥可友”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