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有大量涉及知识分子在创作、翻译、批评与历史叙事等文学实践上的践行选择、践行策略、现实表现,以及知识分子身份认知的论述争议和分歧。这些争议和分歧在批评互动中以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塑造的方式构成了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分子主体建构的纷繁面貌。本论文即从这一角度切入,探讨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问题。第一部分取画室对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追随者”的定位、郭沫若“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鲁迅的“革命人”论述为内容考察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与想象。在这些建构与想象中,画室对革命境遇中生命体验的强调、郭沫若对革命境遇中自我价值与时代、革命(政治意义与真理意义)关系的体验的关注,鲁迅在革命境遇中的挫折体验积淀相互补充,构成我们理解知识分子建构自身的一个面相。第二部分取论争各方针对批评、翻译与创作等文学实践的践行选择、践行策略,现实表现的争议与分歧,考察知识分子对文学实践类型、实践策略与自我建构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批评方面,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经由还原创造社批评的历史文化生成语境(受制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生产场域特性),批评创造社文化批判中的权力意味的同时,针对创造社批评的两面(对强权者的“朦胧”,对“文化批判”对象的强势)提出了文学家必须站在弱者一方对抗强权者的批评伦理要求。在翻译方面,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借助于语言层面的翻译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文化实践上“无产者”(创造社、太阳社)、“资产者”(梁实秋)与Promrthus主体形象的相互参照,在对自己的硬译实践进行捍卫的同时指出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个人)跨界活动的“批评”本性对现代中国乃至知识主体自身成长的意义。在创作方面,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经由阐明自己的创作本意、批评知识主体面对文学创作乃至革命实践的“新写实主义”态度,强调作家经由自身经验的人生体验对革命乃至革命文学写作的意义。第三部分以创造社强调自身角色的五四文学与革命文学历史叙事、革命文学批评互动中营造的鲁迅像与创造脸为代表论述知识分子经由历史叙事和批评互动的自我形塑与相互造型。就自我形塑而言,创造社的历史叙事和茅盾还原历史生成背景的努力、鲁迅穿透文化语境历史与现实的犀利一起让我们看到了创造社在“革命”历史境遇下借助于历史形塑自我面貌的繁杂样态。就相互造型而言,围绕天赋、主义与阶级论题的主体构造造就了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像与创造脸在时代性与人间性、真情与主义以及个人主义样态的主要分歧。就三部分内容大致的逻辑关系而言,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与想象不仅决定了他们在革命境遇中对各类文学实践的理解和践行各类文学实践的现实表现,也造就了论争各方在批评互动中自造与他造的主体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后二者未尝不会是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知与想象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