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与赵紫宸的基督教人论比较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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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宗教学界,比较视角的宗教研究,主要集中在儒、释、道三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整体性理论比较,或就某个专题和某些思想家之间的宗教思想进行比较。就中国基督教学界而言,虽已有学者对某些中国神学家的思想遗产进行了一些整理性研究,但围绕基督教内部某个理论专题,对中国神学家与西方神学家进行系统的对话性和比较性的研究,还较为鲜见。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此做尝试,就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与中国神学家赵紫宸(T.C.Chao,1888-1979)的基督教人论进行比较研究。
   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新教神学思想家,尼布尔是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是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的神学思想对当代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本色化神学的早期缔造者之一,赵紫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神学家之一,在西方基督教界亦享有较高声誉,被誉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他除了在基督教神学上有所建树外,还是位出色的宗教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并著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和诗歌。以基督教人论为聚焦对二者进行比较,不仅是因为对人的研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还因为“人的问题”也是尼布尔和赵紫宸关注的焦点和神学思想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对人的反思是最为根性的反思,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集中到人的身上,任何外在绽放出来的问题亦是人自身的问题。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即是对人的问题的解决。
   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从尼、赵二人具体的生活经历、宗教经验入手,对形成二人基督教人论的原因做纵向比较研究,而后,对尼、赵二人的基督教人论的思想内涵做横向的比较研究。笔者从纵横两个维度揭示尼、赵二人的基督教人论的异同,主要在面(时代、社会大背景)、线(二人的成长经历)、点(人论)三个层面阐释两大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基督教神学家对人进行的反思,以回应时下的诸多社会问题。笔者欲在当前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来重估赵紫宸和尼布尔人学思想的价值及意义,以便更加清晰地反省人自身以及人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关系。
   本文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为绪论、正文、结语。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选择尼布尔和赵紫宸的基督教人论作比较研究的缘起,回顾了学界对二人神学思想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由此,明确了对比研究尼布尔和赵紫宸基督教人论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随后,对本文的研究范围、目的和方法做了简要说明。最后,概括了本文的结构及其创新之处。
   正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纵向介绍了赵紫宸和尼布尔的生平、著述及思想历程,揭示了他们各自神学思想转变的过程,着重阐述了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基督教人论的思想来源,比较探析了二人的不同生存处境,特别指明了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成长环境和不同的民族与时代问题对他们形成基督教人论的影响。
   第二章着重分析了尼布尔的基督教人论。尼布尔从其神学批判开始,认为现代人要寻求终极意义必须回归到先知宗教中。他以基督教信仰为预设,认为人人都是宗教人,都有宗教诉求。尼布尔从生存论的角度阐释了上帝的启示,揭示了既具有上帝的形象又是受造物的人的悖论式生存处境。悖论式的生存处境使人不可避免地会犯罪,因为罪源自于人的自由选择。自由是尼布尔基督教人论的核心概念,自由导致人犯罪,同时自由又使人有了爱的可能性,“罪”与“爱”是一对孪生子。在尼布尔看来,对个体而言,原罪虽不可避免,但依然有实现爱的可能性;尼布尔对群体之罪则保持着审慎的态度,既不盲目乐观又不过分悲观地估量处于社群中的人。总体言之,尼布尔基督教人论的基调是既不乐观又不悲观的。
   第三章论述了赵紫宸的基督教人论。赵紫宸的人论既继承了儒家文化传统中人性善的思想又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神学思潮的影响,是儒、耶的结合体。他从道德人的预设出发,融合了基督教乐观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以“人格”为核心的基督教人论,阐释了神人同性,话成肉身等思想。赵紫宸认为“话成肉身”的基督既具有完全的神性又具有完全的人性,是圣人之典范,人可以以其为榜样,在道德上实现自我。赵紫宸的基督教人论总体的基调是积极乐观的,他注重道德上的完善,主张通过改善个人的人格,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状况。
   在结语部分,笔者简要地横向比较分析了尼布尔和赵紫宸基督教人论的相似点和相异点。笔者认为,成长于基督教传统下的尼布尔更注重原罪,其吊诡式的基督教人论的基调是既不乐观又不悲观的,而赵紫宸的基督教人论虽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外壳,但其思想深处依然秉承了传统儒家的乐观性善论思想,其基督教人论的基调是积极乐观的。
   基督教思想传播到中华大地上虽已有数百年之久,但其内核,特别是人论(就赵紫宸的个案来说),并没有真正本土化。中国的神学家虽然借用了基督教中的某些术语,但实质上秉承了儒家文化中人性善的传统,将基督视之为圣人之典范,凡人可以效法的榜样。他们虽然也意识到基督教传统中的罪性,但主要指的是道德上的欠缺,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罪性。因此,可以说中国人对基督教中罪性的认识在深度和高度上并不如西方人,也就缺少了从绝对地深度和高度对人自身进行反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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