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使政府能力与公众需求之间产生巨大差距。世界各国的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陆续开始了治道变革的进程，由此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也从统治开始转向了治理。　　民主高效的政府、组织规范合理且政治参与程度水平高的市民社会和高素质民众的共同合作是治理的三个主体层面。第三部门的各个组织作为社会的中观部分，对上连接了政府、又沟通了其他社会组织并对组成其的个人起了凝聚和组织作用，沟通了三方，在治理的各层面都发挥了作用并促使了其良性发展。　　澳门在经历了主权交接后开始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这一政策的真正实践，不仅要改造传统权威形态使之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而且要为面临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对澳人真正参与澳门社会治理方面的有关理论研究日益迫切。　　此外，同一政策在不同地区会因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获得不同的发展模式因此有必要对“一国两制”的认识更深入化，将关注的重点从笼统的大陆和非大陆地区的一地社会主义制度一地资本主义制度转向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各个特别行政区的不同治理模式。　　由此，本文选择了澳门的一个特殊的第三部门——澳门基金会为个案，对其对澳门地区的治理活动的参与和所起作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希望以其经验为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澳门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和独特社会运行模式所蕴含的文明，不仅有助于该地区和其他地区今后的治理发展，而且同时为第三部门参与治理提供一些新的启迪。　　本文的第一章为导言，首先对撰写本文的意义和目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回顾目前已有的相关的研究成果提出现有的不足在于案例研究中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治理理论的模糊性以及第三部门研究存在空挡，最后概述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和核心概念和文章大致框架。　　第二章通过对澳门政府和社会关系历史的简要回顾对澳门地区治理格局的变迁做大致的勾勒，为之后进行澳门基金会这一案例研究做背景准备。这里指出澳门地区的治理格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明清时期葡人入澳后至20世纪中期，华洋分治的传统使得澳门地区呈现出政府和社会低度整合的体系，是一种各中心孤立治理结构。第二阶段以澳葡政府民主化改革为始，之后澳门的回归又促使新特区政府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社会基础上，从而促成澳门地区展现多中心合作治理格局的雏形。　　第三章分阶段对澳门基金会的发展历史及其机构体制、对内对外活动和关系进行描述和分析。本文选取的材料主要是其成立后至今的进行的各系列活动和项目等，通过对这些事件处理的分析了解澳门基金会在澳门治理中的参与方式和所起作用。这里将澳门基金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澳门基金会在其源起的第一阶段是政府选择的产物;在第二阶段，由中葡联合声明这一外力的介入，澳门基金会在澳葡政府和华人民间的合作下重组，并因此初步成为连接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机制;在第三阶段，澳门基金会工作重点的转移使其开始了与政府和社会两方的搏弈;在最后一个阶段中，回归促使了其与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的合并，并由此而建立了自身与特区政府和社会的新关系。在此过程中，澳门基金会组织呈现了由准行政体系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因此改变了澳门地区的治理格局。　　第四章是理论总结，首先是对澳门基金会参与治理的经验总结，之后以此为点进入有关澳门多中心合作治理形成的模式探讨:首先通过对多中心治理发展的简要综述提出其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结构上和成本上的优势，澳门基金会作为政府和社会的中介进行了双重搏弈，然后探究澳门场景下解决合作问题的独到之法一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对社会进行了一种软性引导，之后将澳门的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式和黄宗智的“第三域”进行比较，最后对澳门基金会和澳门治理的未来发展进行探讨，指出澳门的这种多中心合作治理格局并不已成为一即成成果，而是需要留待时间在实践中获检验。　　在当前现有的关于澳门政治方面的研究中，多数是对澳门从古至今的政治制度、政治的历史发展状况等作相应的介绍，这类研究有利于普及对澳门政治的认识，但由于少有运用适当的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澳门政治现象和发展脉络，所以仅停留在表层现象而缺乏了对澳门政治发展的深层讨论。但现实的政治发展需要以源自经验事实的理论为指导，早期研究留下理论的空挡，为之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本文就是在这些已有知识的指引下，以澳门基金会作为一个切入点，通过对其发展历史的回顾，尝试结合运用源自西方的多中心治理和第三部门理论来解析澳门政治的变迁。但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作为西方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结果，多中心治理理论和第三部门理论对澳门政治变迁的解释力度是有限的，而本文对澳门基金会发展的实证研究结合现实和理论，通过揭示澳门多中心治理格局变迁的具体途径——澳门政府以澳门基金会这一特殊的第三部门为中介对澳门社会的治理进行控制——来揭示澳门政治发展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