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第二部分论述了法律实用主义的相关理论,第三部分论述了法律解释与社会后果的关联。通过这三个部分,我们论证了本文的观点。那就是,在司法过程中(不仅仅是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应该充分考虑其判决的社会后果,换言之,法官应该充分考虑时代的需要,社会的福利,效率的因素,普通人的常识、常理和常情,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商业惯例,人们流行的道德和正义观念,通行的政治理论,公共政策和公共秩序,文明的要求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潮流等等。事实上,司法恰恰具有一种回应当下需求,而经由解释,将新意义引入旧规则的功能,如果说规则(无论是普通法的规则还是成文法的规则)是一只人见人爱的老旧瓶子的话,那么,当下生活中凸显的正当需求便是新酿,卓越的法官何许人也,旧瓶装新酒的老辣饮者也,经验丰富的职业酿酒师也。正如卡多佐所说,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又如波斯纳所说,法官必须做出政策选择,而决定这一选择的是对不同选择的后果(即对法治、对诉讼双方、对经济、对公共秩序、对文明、对未来――简而言之――对社会的后果)的调查和评价。但同时,我们并不把这个结论推到极端,我们也并不否定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的价值,我们承认逻辑在法律中的重要作用,承认法治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德。在第四部分,我们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释疑,回答了对本文观点的一些可能的疑问。在第五部分,我们运用两个典型的案例来对本文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坚持本文的这样一种观点,对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在理论上,它是对自然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的超越,是对历史法学和功利主义法学的超越,也是对形式主义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