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是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必然对各国企业投融资等微观经济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中美贸易战为背景,结合201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个股收益率数据与贸易战事件进行事件研究。通过计算个股对贸易战事件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并以此构建贸易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代理指标。再以上述上市公司2015-2019年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贸易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负债行为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进行消费需求、投资机会与融资约束的机制分析与企业规模、产权性质、成长性的异质性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结合贸易战事件,利用市场模型与三因子模型计算出个股对相关事件的异常收益率,并加权平均转化为企业对贸易战经济政策调整的敏感度。通过对该敏感度进行行业排序得出:敏感度排序较高的行业与两国经济贸易政策调整主要涉及的农业、金属及矿产品采选业、食品加工、机械等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等高度重合。因此中美贸易战事件引起股市波动,据此构建的贸易战政策不确定性代理指标较为科学。第二,贸易战引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投资,且企业对政策调整的敏感度越高,投资下降越多。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变动不确定性首先会通过影响企业产品市场需求进而降低其销售收入来抑制企业投资;其次会通过降低企业投资收益、影响管理者的投资预判能力与投资意愿等来减少企业的投资机会;最后会通过提高企业外部资金使用成本等来提高其外部融资约束,减少其资金支持,从而损害其投资。进一步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成长性的企业投资均存在负面效应,且随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这几类企业投资均减少更多。表明贸易战引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不存在企业产权性质、成长性差异。第三,从总体负债规模看,贸易战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了企业总体资产负债率,且企业对贸易战政策敏感度越高,该抑制效应越强。其主要原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外部风险提升,企业外部资金需求与供给同时减少。进一步检验企业各类期限的债务规模发现,贸易战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的短期债务下降更显著,而长期债务无显著变动。主要原因为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短贷长投”行为,其短期债务融资占比较大,贸易战对其短期负债的负面影响也就较显著。进一步进行产权、规模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总体负债规模均显著下降。贸易战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总体负债规模的抑制作用不区分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异质性。长短期负债规模方面,仅存在企业规模异质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战为背景,量化了我国企业对贸易战政策调整的敏感程度及其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效应。本文既丰富了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行为相结合的公司金融的研究成果,也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政府科学决策、企业有效调整投融资规模以及资产投资者理性投资提供更多理论与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