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日益频繁的极端气候现象引发的洪水、干旱、高温等灾害引发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多数研究表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变暖。鉴于气候问题的全球性特点，各国很难仅在本国范围内展开治理，于是，在知识界与社会舆论积极呼吁下，开展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关键选择。1992年5月，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条约旨在应对全球变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同年六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共有154个国家签署了《公约》。此后，经历柏林、日内瓦两届缔约方会议，与会各国认识到，必须尽快制定一项明确如何采取行动的议定书。在1997年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参会各国经过激烈谈判，最终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该条约围绕“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进行了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得到了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认可。美国的政治结构要求条约须经参议院审议通过方能生效，在《京都议定书》谈判开始之前，参议院即对这一条约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签署该条约将对美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1997年6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不得签署作出强制减排承诺的条约，从而杜绝了《京都议定书》获得批准的可能。环保议题在美国国内一直具有较好的民意基础，克林顿政府也将环保作为争取国内支持和外交主导地位的重要领域。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美国副总统戈尔为协议的最终达成做出积极努力。但是，鉴于美国参议院对于该条约的态度，美国政府仅仅象征性对《京都议定书》签了字，而未提交参议院讨论。美国的这种消极态度对实现该条约设定的目标构成了重大打击；为美国日后最终退出《京都议定书》埋下了伏笔；并在国际社会制造了一个消极对待《京都议定书》的范例。美国国内对于《京都议定书》的争论来自于不同群体代表的不同立场和观点。美国的环保理念起源于19世纪的城市卫生清洁运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普及与发展，美国社会树立起普遍的环保意识，并形成了许多全国规模的环保团体，构成了《京都议定书》的坚定支持者。由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美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想价值观念。源自独立斗争中形成的自由主义和早期移民的新教精神共同构成了美国价值的基石，在其影响下，美国价值观中的一些意识形态成为影响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伍德罗·威尔逊后表现出鲜明的理想主义特征。同时，出于保持美国在环境外交领域主导权的考虑，美国政府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此相对，在美国价值观中的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美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反环保团体。他们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承诺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设定也与美国石油化工等制造业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在反对者将置于《京都议定书》与美国经济利益对立面的情况下，我们从美国参议院“伯德·哈格尔决议”出台前后的讨论可以看出，《京都议定书》的反对者正是通过双重心理暗示这样的策略，引导多数参议员的意见走向了反面。从美国国内对《京都议定书》的争论可以看出，在其分权制政治体制下，外交政策的制定实际是一个多方利益碰撞的过程。尽管有环保主义者的支持和理想主义外交的传统，美国最终将经济利益作为制定环境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外交经济至上的特征，为我们更好的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特征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