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并在高丽时期达到兴盛。佛教充斥于高丽人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一切都与高丽初期制定的佛教政策密不可分。而高丽佛教政策的制定是各方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有来自于统一新罗时期佛教政策的遗留问题,又有后三国时期面临现实问题,最终高丽太祖在位时期确定了佛教政策的主要内容。高丽初期的佛教政策对高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对高丽初期的佛教政策及政策制定的原因进行研究,希望揭示出左右高丽初期佛教政策制定的诸多因素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佛教在初传朝鲜半岛至高丽建国前这段时间里得到一定的发展。尤其是佛教与新罗政权互相利用,在新罗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同时,佛教也完成了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真正扎根于朝鲜半岛。高丽建国之初,政局动荡。王建选择借助一切有利力量来统一朝鲜半岛。佛教也是重要力量之一。促使王建制定佛教政策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首先是从个人的宗教情感来看,王建因其人生经历对佛教持亲近态度。其次从社会现实来看。多种条件制约着王建的宗教选择。佛教在新罗末期的发展繁盛,在新罗历代国王的推崇之下,佛教学说在各个阶层之间广为流传。佛教已经成为新罗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佛教在宗教领域一家独大。儒、道二教难以起到同等的宗教作用,宗教领域缺少佛教的替代品。唐朝的灭佛运动,加快了新罗僧人回流,促进了佛教的新发展。禅宗在多方势力的支持下得到发展形成了禅教九山,实现了与教宗的分庭抗礼。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高丽初期的佛教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王建在位期间,他积极获取佛教支持并成功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第二阶段即王建为后代留下的《十训要》中明确的表达了后世对佛教应采取支持与限制并行的策略。高丽初期佛教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从积极的角度看,在政策的影响下,佛教直接参与高丽文化的形成,高丽文化中体现出佛教的特点。佛教客观上起到抵御外敌的护佑作用。在消极的角度看待高丽的佛教则是寺院经济对世俗经济的冲击、佛教势力影响政权稳定、社会整体意识偏向消沉。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高丽时期佛教文化及其物质载体成为朝鲜半岛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