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代有“传莫大于《论语》”的说法,为之作注者数不胜数。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在注释《周易》、《老子》、《庄子》的同时,亦为《论语》作注。此时有两部重要的《论语》注释著作流传后世,即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两宋时期,《十三经》体系和《四书》体系相继完成,《论语》在这两套经学体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此时又有两部重要的注释著作流传至今,即邢昺的《论语正义》和朱熹的《论语集注》。然而,自元延祐年间,规定科举考试要以《四书集注》为标准教科书,《论语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士子必读的《论语》注释文本。不仅如此,《论语集注》作为《论语》的权威注释,还远播朝鲜、日本等地,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学界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背景下,本文拟从解释学的视角研究《论语集注》,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全文由引言和五章内容组成。引言概括了近年来《论语》和中国经典解释学的研究现状,阐述了从解释学角度研究《论语集注》的研究意义和目的,以及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最后指出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第一章主要梳理了《论语》自汉至宋的地位和注释情况,简要介绍了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以及邢昺的《论语正义》三部划时代性的集成之作,为下文分析《论语集注》作铺垫。　　 第二章将《论语》放在《四书》体系中,论述了《四书》的形成及其意义,同时阐述了朱熹阅读与诠释《四书》的贡献,试图把朱熹对《四书》诠释的经验总结应用于对《论语集注》的分析中去。　　 接下来的两章着重从《论语集注》的文本展开论述。第三章分析了《论语》中的四个范畴:学、政、礼、仁。通过对比《论语》文本本意和《论语集注》的注释,突出了朱熹注释《论语》既有继承,又有创造。朱熹作为理学家,赋予《论语》的固有范畴以理学内涵,同时在“唯文本本意是求”的解释理念下,朱熹又不能不兼顾《论语》文本本意。　　 第四章指出《论语》和《论语集注》之间存在差异的根源在于两部作品所处的时代不同而造就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促使《论语集注》对《论语》中“性与天道”的注释融入了天理观、心性论等理学视域。　　 第五章总结了《论语集注》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以及研究《论语集注》对中国解释学的创建和当代解释学发展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