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朝野上下普遍意识到,教育是决定中国在新一轮世界竞争中命运的关键因素。对基础教育的大规模改革由此展开,课程改革成为这一改革的核心。其中,上海地区推行的“二期课改”是这一场改革中的实验特区。种种迹象表明,上海所进行的“特区”改革,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渗透影响着全国的课程改革。因此,本论文选取上海普通高中的第二期课程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研究个案,从中透析贯穿在整个课程改革中的一些基本特性。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二期课改”,由下面四种因素结合而成。其一,作为改革理念的“二期课改”。其二,地方政府部门在推广“二期课改”时采取的各种组织方式。正是这些发展成为新的常规的组织方式,促成了整个“二期课改”制度性环境的诞生。其三,在“二期课改”的过程中,根据“课改”理念而进行的具体文件的编撰、各类教材的编写,以及学校应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对课程进行的设置与开发:所有这些共同构形了“二期课改”中的具体课程。其四,由前面这三种因素共同构造而成的现实结果,也就是改革正在形成的新的课程结构。通过对这四个因素的描述与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课程改革形成的具体课程状况、实际的课程结构,还是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的可能性,“二期课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由改革所形成的新的课程状况,有如下重要特征:其一,随着实际形成中的课程的随意性的增长,通过行政手段而实行的对于课程的强制性要求也相对应地增长。就具体的课程状况而言,课程的不稳定性比过去大大增强了。其二,一套不同于以往的筛选课程的基本程序确立起来。但这一筛选程序的确立,并不有助于构造国家所需要和期待的新课程,而是最终受制于某一部分的“社会生活”,形成了一种面目模糊、有悖初衷的新的课程结构。课程改革的这一失败,源于这样两个前后承续的基本逻辑:其一,由于支撑着本次课程改革的现代课程观念,其内容的部分难以把握,改革不得不更加依赖课程形式的部分;其二,正在此种偏重形式忽略内容的情形下,“区隔”或“示范”这一组织手段才得以凝聚起推进改革的自发的动力。对课程形式的复制甚至变形扭曲,成为整个课程改革的基本路径。就国家而言,经过这一改革,其结构和管理教育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能力实质上被削弱了。与此同时,国家通过教育调节社会的能力也日渐薄弱。作为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种种衰退的征兆,以国家的名义而进行的政府管制不断强化。在这样的课程改革中,可以看到一种中国改革的基本模式:即每一次改革都不乏从国家利益而言正当且迫切的改革方向或目标,却没有能够准确通向这一方向或达成这一目标的正确的改革路径。至此,课程改革明确展现出了国家和教育之间关系的新状况。而由课程改革所提示的改革困境,则是在全球秩序中被动现代化的国家,在今天企图进行改变现有格局的改革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