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至20世纪俄国觊觎我国西北地区和西藏等地,所以派遣了一系列以科学考察为由的探险队,了解地区自然地理和社会等情况,为其制定政治、经济和文化扩张政策提供依据。甘肃处于西北连接新疆,北连蒙古,南连西藏,东接中原的中间位置,是俄国考察的必经之地。纵观近代俄国在我国西部的考察活动,其中有3次是以甘肃为目的的考察(波塔宁、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曼尼海姆的甘肃考察),另有8次是途经甘肃的考察(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两次中亚考察、索斯诺夫斯基的中国考察、奥布鲁切夫的中亚考察、柯兹洛夫的蒙古和喀木考察及蒙古和四川考察、崔比科夫的入藏考察和巴拉津对中国西部藏传佛教寺院的考察)。在这些考察中,俄国考察家关注到甘肃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一方面调查了甘肃河西走廊南北两侧的祁连山、马鬃山及中央戈壁等的地理状况和气候条件,研究了黄河、大通河、疏勒河、湟水河及青海湖等的河湖状况,揭示了当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另一方面记载了甘肃城镇基本面貌、道路交通发展状况及经济贸易发展情况,记录了甘肃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习俗、语言及民间创作,描述了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与规模及寺院的节日。俄国考察家对甘肃的研究为近代甘肃实际情况的珍贵史料记载,丰富了我国关于近代甘肃的文献资料,对于近代甘肃的自然生态及社会文化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俄国的甘肃考察不仅仅是单纯的科学考察,考察的组织力量由包括俄国地理学会等在内的科研机构和包括俄国外交部、财政部、总参谋部等在内的重要政府机构,以及政府官员对考察队的个人资助共同构成,可以看出其背后科学与政治的深刻结合。俄国在甘肃以及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完成以后,出版了大量与考察相关的成果,俄国内以及西方当时对这些考察成果的评价甚高,考察成果也促进了俄国汉学乃至欧洲汉学的蓬勃发展,搭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此外,这些考察为俄国制定对外政策也提供了重要依据,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俄国政府对地方宗教力量——藏传佛教的重视和拉拢;另一方面即与英国博弈争锋我国西北和西藏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