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现代嬗变与类型生成，是一个学术幅面较宽、学术蕴涵较为复杂的研究课题，体现着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史进行重新探究的学术指向，有对现代中国文学实际进行考辨梳理并形成某种新的小说发展观的可能性。由于所面对的研究视域是一片极为开阔、样类杂陈的学术天地，本文就选取自认为本质性的核心问题和现象进行类分研究，以便使思考落到实处和清晰化。于是，对于若干种重要的“中国式的”小说生成的研究，成为论文的主体。引论部分要探讨的，首先是之所以提出“中国小说的现代嬗变与类型生成”这一论题的理论依凭和学术上的基本指向，将核心概念和研究理路做出简要阐明，并对国内外与此相关的研究状况、本论文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必要的陈述，呈示论题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力图达到的个人的学术建构；接下来对所论问题的基本落点即主体部分——若干种“中国式的小说”之生成——就其文化与文学前提、演进的基本情态进行大致的梳理和厘定，主要从现代人文文化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对中国式的小说类型的生成与发展的影响关系入手，辨析其来由和走向，并对正文的具体展开论述提供支持。在论文主体部分，首先研究中国式的乡村小说的生成。乡村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承载着多重意义，它跟多数人的生活情态、社会性质、“国民性”等有着质的关联，它的生成过程尤其是跟中国式的意识形态的调整演化关系最为密切，同时，它和多数作家的身世和创作志趣血肉相连，因此，它也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中最为发达的创作类型。“乡村小说”和“乡土小说”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对于乡村生活本身是否具有实际参与意义。单从对现代历史发展的镜像反映上看，它似乎最初曾被赋予了“启蒙”的文学载体的角色，好像乡村人是被启蒙的自我意识沉睡的“他者”，村民被符号化为“国民”，这种创作实际上体现的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新文化意识形态，属于未对乡村发生参与效应的“乡土文学”，但是，它对意识形态的承载功能和习惯为乡村小说所接续并放大。从而后来的主流性的乡村小说几乎毋庸置疑地被加以“变革”、“建设”、“改革”、“新农村”的史诗性书写的大任，势成“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多年来，它被赋予了“大他者”化的身份地位，乡村文学也具有了的“代言性”书写习惯，使得乡村小说呈显出不可撼动的现实主义“主流”统摄力。近年来，已经出现了立场完全隐形的“自言性”的乡村小说，让“他者”说话，通篇用乡村人的直接引语叙事，颇堪寻味。而近年来乡村的复杂变化给乡村小说的现实观照带来了新的难度，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课题。与乡村小说构成紧密对应关联的“城市小说”，其在中国的生成情态，具有最为明显的现代特征。笔者认为对“乡土”及“乡土小说”的概念不宜放大，“乡土小说”是乡村小说之外城中人的乡村家园想象的产物，从精神意绪的发出者和针对性来看应属“城市文学”；在对中国城市文学的生成史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打破了以往学界习惯了的以“都市小说”为中心的模式，不仅仅要探讨“上海书写”，而且要把包括北京等城市在内涌现的“市民小说”和“城市书写”也涵纳进来；现代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的“进城”现象及其对文学写作向城市发生整体位移的倾向也予以初步地勾勒。在第三章，主要论述“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成长小说”虽属于外来词汇，但是在中国却有它自己的文学反应，在发掘其源流和勘查其现代演变历程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主人公的“成长期延长”、“晚熟”的特点；近十余年以来，出现了背景年代和地域相对集中的现象，而其所暴露出的近似“多余人”的“无力青年”形象过剩的现象值得深思。“中国式的革命小说”，显然和“现当代历史题材小说”、“战争文学”甚至和“军事文学”、“成长小说”等等有联系，但区别性更为明显。“中国式的革命文学”是指文学在对革命性的历史巨变的宏大叙事中，对“革命者”以及革命相关人群的塑造和生活叙写，“革命”与“世道人心”的关系成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对革命的“正义性”表达和反思性呈现、书写中对中国叙事传统进行最大可能的激活等等，都显示出其生成机制的有机性和创作者内心的快意、痛苦及多重性矛盾心态。第四章按照生成发展的两种形态、三个阶段，通过现象和代表作品简略勾勒其大致轮廓和轨迹，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新世纪革命小说的突破与建构上。结语是论文的思考归结和延深部分。对中国小说的现代嬗变的文化基质、中国式的小说类型生成的总的文学路向进行更为深入明晰的论述。提出建构“中国式的小说精神”这一学术理念，探寻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文学趋于对人文文化的返魅与复兴这一整体发展情势下，在丰富的人文发展观范畴里对小说创作的现状与未来做出学理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