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强调证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主张将严谨有效的证据纳入到政策制定、评估以及改进的过程中,从而提高政策制定科学性以及公共政策质量。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自上世纪末于英国产生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盛行，受英国实践启发以及自身国情需要，美国自本世纪初以来在吸取和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经历了产生、发展、深化三个阶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实施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又一典范。但就目前现状来看，国内研究主要将目光聚焦在英国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具体实践上，而对美国的实践付之阙如。本文通过对美国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制度框架以及具体实践进行探索，以丰富我国政策制定的理论，同时总结美国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经验，思考其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美国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扬弃、社群不协调理论、双向互动模型以及影响证据使用的因素揭示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理论逻辑。环境因素、证据生产者、证据中介、证据消费者以及公众或利益相关者形成的系统构成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在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下，美国在证据的生产、转化以及应用方面推出了许多具体举措，在教育、医疗、刑事司法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当前我国在政策制定的程序和规范方面仍有不足，政策制定科学性以及民主性还有所欠缺，借鉴美国在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方面的经验，我国可以从树立意识、建立专门机构、生产高质量的证据、搭建数据交流平台以及强化证据使用等几个方面入手，加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