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尝试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解释中国高增长和高储蓄并存的“储蓄率之谜”。传统观点认为，人口增长和结构性变化是外生决定的。尤其是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显著降低。本课题将人口增长视为由收入和经济发展决定的内生变量，在内生人口增长的框架下研究人口结构变化与储蓄率的关系，即经济增长导致人口结构变化，进而影响储蓄率。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的内生化即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内生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生育内生化，二是预期寿命内生化。生育内生化模型包括生育选择模型和家庭需求模型，而预期寿命内生化模型则建立起经济发展水平与预期寿命之间的联系。本文的第一个贡献是讨论了内生人口增长框架下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储蓄率的渠道。首先，根据生育选择模型，家庭的生育数量与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的需求和父母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负相关。因此，收入水平越高，年轻父母放弃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越高，同时对子女的质量需求越高，因而越有可能减少生育数量和推迟生育时间，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父母越能够花费更多的时间照顾子女，生育率越高，同时用于生产的时间就会下降，因而产出和储蓄率都会进一步下降。第二，在家庭需求模型中，父母同时决定生育数量与养老储蓄，生育数量越多，意味着父母对养老保险的人力资本投资越多，因而养老储蓄数量越少。第三，在内生预期寿命模型中，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越高，社会和个人对健康的投资越多，人们的健康状况越好，死亡率越低，预期寿命越长。预期寿命又会通过行为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影响储蓄率。从内生生育选择和内生预期寿命的视角出发，本课题认为，不同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对储蓄率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　　本课题从内生人口增长的视角，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和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内生性，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这是本课题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本课题将世界149个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非OECD国家和OECD发达国家四种类型，并分别给出其脉冲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和储蓄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课题的第三个贡献是用断点分析方法研究我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包括生育率、粗出生率、死亡率、预期寿命以及抚养比的结构性变化。断点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我国人口增长发生结构变化的时间和背后的原因。　　本课题的第四个贡献是在内生人口增长传导机制下，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储蓄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经济增长会导致总抚养比下降，储蓄率升高;在经济发展水平到达比较高的阶段时，经济增长会导致总抚养比、尤其是老人抚养比升高，从而储蓄率下降。　　我们分七章对人口结构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得出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　　第一，跨国面板向量自回归的脉冲反应函数表明，在人口增长内生于经济发展水平时，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低收入国家和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提高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降低老人抚养比;而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非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则会降低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提高老人抚养比。中等收入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提高有更强的作用，低收入国家和OECD国家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老人抚养比升高是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高收入非OECD国家中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大致相同，低收入国家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都比较小。降低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有利于长期经济绩效的提高。老人抚养比增加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利，但不利于低收入和高收入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　　第二，我国人口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自1960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经历了快速下降、停滞和缓慢下降三个阶段。但是总的来看，相比1960年，目前我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都已大大降低，位居低生育国家行列。与人口粗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下降相伴随的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表明，居民收入增长降低了未来少儿抚养比，而增加了未来老人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下降的水平效应是提高储蓄率，并且收入增长增强了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负向作用。老人抚养比升高的水平效应是会提高当前储蓄率但降低未来储蓄率。这显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有不同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的较低阶段，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正相关，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负相关;而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可能负相关，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依然呈负相关关系，但影响程度逐渐变小。　　第三，人口结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人口转型的四个阶段中，目前中国生育率和死亡率都较低，人口净增长率下降，即我国即将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其特征是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向上移动，少儿抚养比下降幅度变慢、老人抚养比增加速度变快。这决定了我国产业结构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通过考察人口结构与动态无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人抚养比升高都有利于抑制动态无效率的发生，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后更需要物质资本的投入来维持黄金律的消费水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另一个特征是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变。本文发现，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财政教育支出增加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一方面，财政教育支出增加会提高人口素质，进而使生育率下降，少儿抚养比也会下降;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刺激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因而要求国家更多地给予教育支出。从因果关系来看，后一个效应比较弱。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三个转变是增长驱动力由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转变。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过高会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和净资本流入，少儿抚养比下降则会导致经常项目盈余和净资本流出，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老人抚养比升高会进一步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和净资本流入。由于中国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管制，近30年来我国经常项目盈余和净资本流入同时并存，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下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的日益逼近更需要我们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重新转移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