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论是家庭暴力案件、性侵案件,还是校园欺凌等其他案件,都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重大伤害,而在实践中,由于未成年人的表达能力和认知能力不足,该类案件一直具有较大的犯罪黑数,具有发现难、取证难、调查难、侦破难的特点。为了破解这一困境,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应运而生。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即要求特定群体一旦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否则将会受到责任追究。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作为一种主动干预措施,对于及早发现和干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保障未成年人生存权和发展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对我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一部分是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概述,主要包括强制报告制度的概念和构成要素解析、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论依据。强制报告中的“强制”一词是刚性概念,具有强迫性和必须性,即特定义务群体发现疑似未成年人非正常伤害、死亡事件时,具有报告的义务,必须向有关机关进行报告,否则需要承担一定不利的法律后果。强制报告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包含报告的义务主体、报告的范围和内容、报告的方式和时限、报告的责任规定和奖励规定、受理部门和职能分工、如何保护报告主体六大部分。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是国家亲权理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现代儿童观的体现,作为保护未成年人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及早发现和干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提高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完善未成年人受侵害的防治体系,保障未成年人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部分对我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现状和发展困境进行了分析。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关于强制报告制度的有关规定只零散见于《反家庭暴力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人犯罪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中,且原则性过强,细化措施尚不完善,可操作性较差。此外,受传统文化及观念的影响,我国公民报告意识不强、报告积极性不高,且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配套措施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体系迫在眉睫。第三部分是对国外和我国台湾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内容的研究分析,从而为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体系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如在美国、澳大利亚及我国台湾地区已建立较为完备的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体系,对于强制报告的报告主体、报告的范围和内容、知情不报的责任等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立法规定,在后续救济保护方面,美国采取差别响应模式,着重关注受害者的后续安置和照料,我国台湾主要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开展追踪辅导工作。此外,国外和我国台湾也极为重视对公民保护未成年人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通过对其强制报告制度内容的学习,我国应结合本国国情,加快完善强制报告制度体系的步伐。第四部分是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提出设计与构想。首先,应通过开展培训宣传工作、出台指南性文件增强公民的报告意识;其次,应进一步细化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规定,将与未成年人具有密切接触的行业工作人员确定为报告的义务主体,并将强制报告适用的范围扩大到未成年人的所有非正常伤害、死亡案件,明确知情不报的责任制裁包括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并纳入个人征信系统。此外,我国应建立自上而下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机构,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及时有效干预并承担起安置、协调、监督、跟踪等多项职能,并应不断完善配套措施和后续安置服务,从而构建一套完整、可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