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剧种的传播史,就是一部剧种的发展史。纵观黄梅戏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黄梅戏剧种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剧种的发展走向和基本面貌。从舞台传播到大众传播,戏曲传播所采用的媒介都无一例外地为黄梅戏所采用,并且每一种方式都取得了多数地方剧种难以企及的成绩。本文运用传播学的方法,根据黄梅戏早期传播的地理走向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分别对黄梅戏的水路传播、舞台传播、电影传播和电视传播等方面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力图阐明在不同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作用下黄梅戏艺术形态的变化和发展,以丰富和完善黄梅戏史研究。在封建正统文化的规范之下,黄梅戏常因出身不高、品格低下被官方归为“花鼓淫戏”一类予以禁演,官方文献多不记录；在民间语境中,能及时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感状态的“采荼调”却在鄂、皖、赣三省边界地区悄然兴起,并随着传播地域的变化而逐步形成富有各地特色的名称和剧目。通过对黄梅戏早期名称的发展变化和地域差异的对比,我们发现黄梅戏的早期传播主要是沿着鄂、赣、皖的长江水系而展开的,有着鲜明的“水路传播”特点。源自湖北黄梅的采茶小调沿江西向鄂中、南.向赣北、东向皖西,在皖江流域立足之后继续向苏、沪等地传播,发展成为横跨数省的大剧种。在水路传播过程中,黄梅戏完成了从说唱形态向剧种形态的转变,并影响和确立了鄂东打锣腔系和赣北采茶腔系、皖南花鼓腔系等多个剧种的风格和面貌。从地理范围的流布来看,黄梅戏的早期传播印证了“水路即戏路”的观点。任何传播活动都需要一定的传播主体,它是实施传播行为的组织或个人。戏曲演出作为群体传播活动,往往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将主流价值、群体意识、伦理规范等信息传播给受众。古代戏曲生存的民俗文化土壤更能体现出相对固定的族群意识、阶层意识和“社”、“会”意识。这也决定着戏曲舞台演出传播主体的群体性和组织性。民间会社组织、商帮团体和班社艺人等自然成为戏曲传播的主体力量。建国后,受时政影响,政府文化机构逐步发展成为戏曲传播的主体之一。本文以此为观照,结合黄梅戏的传播个性,同时也为避免与黄梅戏史研究内容的重合,将论述的重点放在黄梅戏发展过程中舞台传播主体的嬗变和发展上,以历时性的视角梳理出灯会、宗族、班社、商业组织和文化机构等主要的主体类型,兼论各传播主体的演出活动和传播场地。建国初期,黄梅戏凭借《天仙配》、《牛郎织女》、《夫妻观灯》、《女驸马》等经典电影享誉海内外,并直接催生了港台地区黄梅调电影这一独特的华语电影类型。从发展脉络上看,大陆地区建国初期的黄梅戏电影无疑具有开局之功,其后港台地区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为代表的“黄梅调电影”启而承之；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地区黄梅戏电影再度兴起,并延续至今。通过陆港两地黄梅戏电影在故事主题的采用、经典剧目的改编、经典唱段的传唱、电影传统的分流和电影创作手法的运用等方面的对比,我们发现这两种电影形态遥相呼应,又各成一派,形成了黄梅戏电影传播的同质异构现象。同质化传播主要表现在两者以传统民间故事为内核,突出女性题材,对经典剧目和唱段不断地进行文化叠合,形成传统文化传播的共鸣现象；相异的是,两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形态,大陆黄梅戏电影深受“影戏”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以影就戏”的半纪录片式电影风格,而港台黄梅调电影更过地受到好莱坞初期歌舞类型片的影响蜕变成为“以戏就影”的“港式好莱坞”电影形态。广播电视媒介的普及为黄梅戏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从最初的“黄梅戏戏曲教唱”、“经典唱段放送”发展为黄梅戏竞技类节目、综艺性专题节目、青年人才选拔与选秀,再到黄梅戏广播剧,建国后黄梅戏的广播形式和艺术形态获得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输电技术的发展和电视机的出现大力推动了黄梅戏的电视化进程,出现了黄梅戏舞台艺术(纪录)片、黄梅戏电视剧、黄梅戏电视专题片、黄梅戏电视综艺节目等四种主要的传播形态。尤其是黄梅戏电视剧的传播再一次将黄梅戏推到了高峰,并成为黄梅戏“梅开二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黄梅戏与广播电视的结缘,极大地拓展黄梅戏舞台的大众传播渠道,并衍生出唱片、磁带、录像带、数字光盘等不同固定介质的黄梅戏文化产品,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黄梅戏传媒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