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6条开宗明义的指出:“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设有一个或多个机构或者安排了人员专职负责通过执法打击腐败。”同时,公约中特别强调“这类机构或者工作人员应当拥有根据缔约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而给予的必要的独立性,以便能够在不受任何不正当影响的情况下有效履行职能。”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交易,委托人与代理人分别指处于信息优势与信息劣势的双方。国家委托更为专业的反腐败机构运用国家权力处理腐败问题,国家与反腐败机构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必然产生代理问题。因此可以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国家与反腐败机构间的互动进行分析。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应设置各种机制使代理人受到有效激励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实现委托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目前,赋予反腐败机构独立性已成为国家设计激励机制中普遍的价值标准,实践证明这一标准可以最大程度实现反腐败机构廉洁高效的履职。以往学者大多从形式上关注机构本身的独立性,但是忽视了机构在权力运行中的独立。但是机构能够独立的行使职权才是机构能够有效履职的根本与关键所在。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进行重点轮式。通过对各缔约国对《公约》36条的履约情况看,部分缔约国的反腐败机构在运行权力的过程中往往被以下几个因素掣肘:机构组织形式不独立,财政活动空间不足,人事任免受干扰,权力不足,外部监督缺位等问题。反腐败机构自身也存在内部监督失灵问题。为了解决这些代理问题,国家需要依靠参与约束机制和激励相容约束机制设计对反腐败机构实现激励与约束,包括:设计更独立集中的组织形式,减少多机构间摩擦和功能重叠;赋予机构财政独立地位;保障机构人事关系独立,为机构官员提供任职保障;拓宽机构权限范围,实现机构权威性;强化机构内部监督机制;完善机构外部监督机制等。随着国际间建设反腐败机构经验的交流与互通,以及各国国家相关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和不断改进,有理由相信,各国在保障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机制设计上将越来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