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欧盟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22条以及前言第71段确立的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规则被学界总结为算法解释权。根据国内外算法解释相关立法,可知算法解释权应是赋予已受到算法决策影响或可能受到算法决策影响的自然人一种从算法决策方获得算法解释的请求权,以规避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歧视与侵害风险。欧洲最早对算法解释进行规定的是《法国信息自由法案》(1978),随后《欧盟数据保护指令》(1995)第15条对涉及算法的“自动化个人决定”确立了更为具体化的规则。最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6)明确了数据控制者的算法解释义务,该义务的设定对其他国家的立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数据时代算法自动化决策日益普遍,隐藏在算法红利下的风险与危机逐步升级,现有制度体系下的算法侵害难以得到救济,赋予数据主体算法解释权恰逢其时。尽管算法解释权仍受质疑,但伴随着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以及立法上的空间预留,算法解释权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基础。法律关系梳理是全面认知权利的必要因素。算法解释权的权利主体为自然人,义务主体则通常为企业、机构等,该权利客体是算法决策方的解释行为,包括作为以及不作为。权利内容可从解释阶段和解释标准两方面展开,算法解释可根据自动化决定是否做出划分为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解释标准应结合理性人的思维对“有意义的信息”的判断做场景性的解读。事前解释阶段的有意义的信息应是系统化、概括性的,而事后解释则应针对具体的决定而确定。是否“仅基于自动化处理”以及“是否产生法律影响或与之相似的重大影响”是算法解释权适用的关键。缺乏实质性的影响不应被视为人工干涉。“重大影响”需该决定有对个人的境况、行为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可能。公共利益、商业秘密、知识产权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是限制算法解释权行使的主要因素。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在算法解释上几近空白,对算法的规制也趋向于重点行业分散立法以及结果监管。通过在即将制定的《数据安全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确立算法解释权的法律地位,参考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权利内容,以推进对我国算法的进一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