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以“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名列于中国的“三山五岳”榜中,它本身所具有的险秀奇幻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古今历朝历代众多游客慕名而往。宋代文人曾针对庐山创作出大量的优秀篇章,而这其中又尤其以诗词的成就最为突出,无论是在质还是量上,皆大有可观,形成了颇为可圈可点的创作规模。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不仅得益于庐山本身具有特殊的自然景色和作者所具有恰逢其时的创作条件,还受当时社会文学大繁荣环境的濡染以及前代同类题材作品的文化传承影响。本文以宋人咏庐山诗词创作情况为研究对象,主要以刘勰的文学本体论和创作论为研究方法,着手对中国历史上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论述。全篇行文主要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绪论中,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做了一次提纲挈领似的总体概述,即：主要运用中国古代文论中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本体论”、“创作论”等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有宋一代关于庐山创作题材的一点,从文学史的角度探究庐山所具有的多方面文化内涵。其次,本文对宋人创作庐山诗词的动因也作了进一步分析。有宋一代之所以会出现众人对庐山的吟咏蔚为大观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即作者个人的主观因素,描写对象——庐山本身所具有的特质这一客观因素,前代作品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等。这四个方面各占一面,相互之间又难免互有交叉,对宋人创作庐山诗词的行动形成了一股合力。再次,从创作内容来看,宋人这一题材的诗词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作咏赞自然、托物言志、庐山诗词蕴含的佛道思想及友人酬唱四个方面,情理俱备。诗人咏赞自然的时候,往往是折服于大自然“造化钟神秀”的奇美,又常令作者不经意间忘情于其中。托物言志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主流方式,这一类创作内容的作者以庐山本身所具有的或雄浑或洒脱的风貌,寄以自我的志向与品格。庐山所具有的源远流长的佛道文化,使宋代诗词创作中谈佛论道的内容一度频繁出现,且意蕴浓厚。而友人酬唱的主题也是诗人们的爱好之一。虽然宋人咏庐山诗词创作主要意图各不相同,但却又互有交叉,彼此交融,比如诗人在咏赞自然的同时,往往又会将自己的远大志向寄情于其中；而谈禅论道之间偶尔也是对友人忆往思来的酬唱。最后,在艺术特色表现上,宋人咏庐山的诗词各不相同。刘勰在他著名的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曾提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观点,即“神与物游”,是说作者主体在所观察的客体对象面前,常常会赋自己的感情于风景之中,从而使创作的文本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对于客体意象的强调同时掺入作者自己的主观情感,也是宋人咏庐山诗词最主要的共同特征。宋人关于庐山的诗词创作,由于作者的主体身份较为广泛——不仅有学者、宰相、将领、隐士,还有市井布衣和释道中人等等,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与生活阅历大不相同,笔下对庐山的描写重点及感情扬抑也有着千差万别。或豪迈苍凉,或淡雅闲适。在表现手法上也多种多样,借景抒情与穿引典故常交相辉映。这些作品的语言特点各有千秋,或平淡流畅,或慷慨激昂,或灵活多变,放在一起来看,颇似一首琴鼓齐鸣的交响乐。有宋一代人们对于庐山诗词的创作,使这座千古名山不仅仅是一道简单的自然风景,也铸造了中国古代文学——甚至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综合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庐山文化方方面面的探究整合,我们完全可以说,与有宋时期集成就大观的其他艺术作品一样,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山水诗词的题材创作在这一时期日臻成熟,甚至可以说达到巅峰,而且专门以庐山为书写对象的作品有了一次系统的生成,不再流于前期的碎片化特点；由于创作主体的文化背景不同,这一主观因素所带来的作品风貌的类别也有较为鲜明的划分,隐逸、游历、宗教以及暗含的政治色彩都有了已成规模的类别体系,而且每一个创作群体的作品质量都大有可观,不再呈现往日专业文人篇章一统天下独领风骚的局面；而艺术风格上宋人咏庐山诗词仍与前期有着一脉相承的脐带连接,在这基础上,也不乏以诗入词这样创作新面貌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