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示道:“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对文物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各级文物部门要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习主席将文物保护工作提升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领会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考古人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习总书记言及的“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涉及到了一个在考古界讨论了许久的话题,这就是,到底应该怎样诠释“公众考古学”的本意以及公众考古学的范畴涵盖。近些年,“公众考古学”在中国悄然面世,对于这一概念,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面向公众的考古学”。基于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催促”,考古界慢慢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国考古学想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就不应该固守于封闭的学境。当考古人试图顺应社会大背景之时,难题便随之而来了——中国考古学究竟应该怎样面对公众?为此,很多学术机构、学者以及各类媒体希望找到既符合国情、民情,又合乎科学和市场的契点,但是,仅就“面向”这两个字来说,中国的公众考古学仅能被算作是尝试、探索的初级阶段,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的公众需要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就此说来,中国考古学的拓展空间是极其广阔的。本文以考古电视纪录片采制过程中新的发现为论述依据,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考古进行时》系列纪录片为例,在探索诸如纪录片的“无导演”等采制理念的同时,甄探考古人面向公众的真谛以及价值取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