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和解是契约精神在税法领域的体现，在课税事实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下，由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以合意确定课税事实，能够令纳税人信服，可以高效率地解决税务争议，落实税收债权债务，保证税款的及时征收，避免税务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在我国税法领域中，应当引入税务和解，其存在的正当性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证。税务和解的理论基础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和税收效率原则。其现实基础则是和谐征纳的要求、我国传统上的厌讼思想和税务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以及国内的税收立法和征管实践。税务和解，即针对课税处分所依据的课税基础事实或证据的认定，税务机关依据职权进行调查仍然不能够确定或者调查所需费用过巨而不符合课税成本，为达成有效课税目的，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可以进行平等协商，相互妥协让步，进而达成合意，订立和解协议的方式。其性质是行政和解，主要适用于税收确定过程中和税务检查中。税务和解具有事实确定力和法律拘束力，可以终结调查程序。并且，在税务行政诉讼中，法院对税务和解的结果亦应当予以尊重。即法院对于经由合意确定的课税事实，在诉讼过程中予以采纳，无需再行调查。出于有效课税、行政经济的考虑，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终局的效力，当事人双方原则上不得再行争执。除非在税务和解后，发现新事实、新证据或存在有信赖不值得保护的情形，才可以推翻税务和解协议所确定的事实状态。此即税务和解的反悔，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均享有反悔权。税务和解反悔的法律效果是，已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再有约束力，税务机关或纳税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补偿或赔偿责任。为了使税务和解在实务中真正具有可操作性，防止税务机关以权压人，应当严格规范税务和解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和税务和解的过程。税务和解的主体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不包括扣缴义务人。在权利（力）义务的配置方面，应当重视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并可以将税务机关的义务与其设置成对应关系，从而牵制税务机关。同时，为促进税务和解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和解协议的履行，税务机关的权力可适度具有主导性。具体而言，税务机关的权力是对税务和解的指导权、监督权以及内容调整和变更权，而义务主要包括有告知义务、回避义务、保密义务、停止调查的义务和不得要求纳税人继续履行协力义务。纳税人的权利主要为税务和解的请求权、自由选择权、平等协商权、知情权和求偿权，义务则是提供正确资料。税务和解的过程主要包括和解程序的启动、协商和结果三个阶段。在税务和解的启动阶段，确定和解启动的主体、条件和方式；而在协商阶段，应当注意以下四点：第一，税务和解应当出于征纳双方的自愿，任何一方都不得强迫另一方，并且协商应当做到公开、诚信。第二，为限制税务机关的行政恣意，可以在税务和解中设计诸如说明理由、告知和回避制度，从而保护纳税人的权益。第三，在税务和解失败的情况下，纳税人在协商谈判中对于部分课税事实的自认，并不能成为税务机关做出课税决定的唯一证据。第四，在税务和解中，可以引入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各自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最后，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经过充分的交流沟通后，其结果包括两种，一是未达成和解，二是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