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探讨在民主化过程中摄影作为一种行为所拥有的意义。对民主化而言,每个人的行动力极为重要。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做决定的权力。民主化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也不是由执政者将权力赋予公民而完成的,其关键在于公民怎样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社会。本文通过分析摄影师参与社会运动时的行为探讨这个问题。摄影行为本身就是民主行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摄影挑战社会规范以及争取权力,摄影甚至可能成为改变社会的一种手段。纵观二战后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民主化过程,摄影家在社会的转变和社会运动的展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摄影师在参与社会运动时究竟能做些什么?除了将他们称作社会转变的见证者与历史的纪录者,或是致力于解决影像分析所面临的众多既有问题,我们还能从哪些角度来分析他们的行为呢?这种批判性思考的特殊意义在于避免将摄影家英雄化,摄影家不是从天上俯瞰人间并以极为客观的视角进行纪录的存在。摄影家观察社会运动时,也许会出于媒体人的职业道德与拍摄对象保持适当距离,但摄影家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往往相当微妙,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一“问题”并不必然给摄影实践带来负面影响,但这一“问题”所显示出的摄影家的某种局限,对于作为民主行为的摄影实践来说,却是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参考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提出的“能动性”与“反思性”概念,以及民族志家平克(Pink)所探讨的身份与“反射性”问题,讨论摄影家参与社会运动时与拍摄对象之间如何建立关系的问题。鉴于二战后亚洲地区发生了性质多样的社会运动,本人将从不同角度挑选适当的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其一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兴盛的日本市民运动和摄影,其二是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环保运动/保卫家园运动和摄影,最后是从之前保卫家园运动延伸出来的更加注重共同体的社区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