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四联总处的研究虽然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对其分支机构的研究则略显薄弱。本文以四联总处重庆分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四联总处重庆分处档案,以及有关四联总处各类文献资料的分析梳理,希望对民国时期西南地方金融的研究有所贡献。四联总处重庆分处从1937年到1948年历经10余年,曾担任主任委员的有郭锦坤、刁培然、杨晓波等人。在抗战爆发,华东、华北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的大背景下,为了能够持久抗战,国民政府组建全国经济、金融总领机构——四联总处,并在全国重要地区或城市设立分处,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镇,设立分处已是情理之中,重庆分处顺应时局的需要而组建,并成为战时最高金融决策机构分支处中权力最大的金融机关。在其存续十年期间,重庆分处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建立完善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审核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部分放款项目或直接承做放款业务,与四联总处其他分支处放款相比,四联总处重庆分处所开展的业务中,无论是受四联总处的指示所放款项还是自身直接审核放款项目,其所占比例均为最多。这些支持了四联总处建设大后方经济政策的实施,对抗战大后方经济、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实现持久抗战战略做出重要贡献。除此之外,四联总处重庆分处的存在促进了重庆市、四川省以及西康省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使抗战时期的经济、金融中心持续繁荣。抗战胜利后,四联总处移宁,重庆分处职责繁复,担负起整个西南地区的金融、经济工作,对战后西南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贡献。但由于战时的特殊关系,重庆分处在具体的实施中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审核放款在数量、项目方面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在金融管理过程中也存在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对此我们应客观的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