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奥斯曼帝国传统军事体系的建立与转型为主要线索,重点围绕奥斯曼帝国自17世纪末以来军事改革与奥斯曼帝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展开。笔者认为奥斯曼帝国从奥斯曼一世将奥斯曼帝国由游牧部落转变为国家开始,军事制度一直对奥斯曼帝国的整体政治架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相比苏莱曼一世统治的黄金时代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外部来自哈布斯堡君主国和沙皇俄国的军事威胁与日俱增,在帝国内部,传统中以苏丹为核心的行政体系逐渐开始将帝国权力的中心由苏丹向大维齐转移,苏丹与军队间的联系逐渐被打破,被排除在在传统政治模式权力阶层外的穆斯林贵族开始重新寻求掌握军政权力。奥斯曼帝国适时的对自身军事系统进行了改革,帝国的军事系统自17世纪初以来根据需要调整了军队人员比例的构成,削减了落后时代的西帕希骑兵,扩大了步兵常备军。在这一改革的转变下,穆斯林开始大规模涌入了具有常备军性质的耶尼切里新军。帝国内部发生了一场以军事改革为诱因的整体社会转型。具有常备军性质的耶尼切里军队则逐渐趋向于市民化,帝国高层权力由传统的军人阶层向文官发生转移。在现代化进程上,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改革既是奥斯曼帝国迈向现代化的诱因也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现代化改革的主要形式。从18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始终坚持着以建立一支西欧式的新军队为目标,不断推动着军事改革的进行。最终在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苏丹在“吉祥事件”中扫清了以耶尼切里为代表的反对帝国军事改革的保守势力,使得军事改革成为了可能。但是强调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的同时,不应当忽视耶尼切里和其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权利,奥斯曼帝国军队对与苏丹军事改革的抗拒更多的是由于苏丹政府在改革中对耶尼切里所代表的普通军人与下层市民权利的侵犯,而非是传统观点中的军事腐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