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将原本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团队并入海关总署,并通过将检验检疫职能融入海关从而保证了海关在口岸监管职能中实现一体化,实现港口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依托关检融合,扩大了海关职责,丰富了海关资源,拓宽了监管范围,延长了监管链条,为口岸监管效率提升奠定了基础。在具体方面,关检融合不同于两个部门的项目和人员简单的物理相加,而是对监管效率和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次年3月,合并后的新海关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实现操作制度、申报文件、指令下发、风险评估、现场执法的“五个统一”基础上,适时发布了《2020年全面深化海关业务改革框架方案》。9月,海关总署适时推出三大监控系统:新一代稽查管理系统、新一代通关管理系统和新一代风险防控系统。在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两段准入”监管政策的实施成为实现现场查验业务全面融合、更好提高口岸监管效率的重要举措。“两段准入”监管政策也为企业降低通关成本提供了有力支撑,而这一政策的执行实施只能靠海关来完成。因此,研究关检融合背景下“两段准入”监管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关检融合为背景,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参考国内外研究文献,以全国业务量最大、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海关S海关进行“两段准入”监管政策的实施为主题的专题研究。本文通过霍恩米特模型,前期通过研究S海关执行“两段准入”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从政策、海关、企业和环境等角度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为进一步深化关检融合,提高新海关监管通关效率提供参考材料。通过研究得出,目前“两段准入”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有许多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但同时也浮现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改进,如政策解释的偏差和制度的不完善;政策资源不平衡与信息获取不对称;行政机关权责不清,社会责任感低;执行者的管理模式偏好资本;实施的核心系统设计存在缺陷;企业环境信息安全文化缺失。最后,结合S海关的实际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和完善“两段准入”监管政策执行问题:一是健全政策目标与资源配置,明确政策的目标定位;二是改良政策执行方式,依托企业信用体系建立“渐进式”处罚机制;三是提高政策执行者的政策执行力,增强执行者社会责任意识;四是构建良好的系统环境,形成良好的“两段准入”监管政策执行环境,引导进出口企业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