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人类自身的过去,源于人类认识自身的愿望。每个人文主义者都相信,人类的心智具有研究人类心智的能力。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人类是按照自我的模式创造了这个世界,因此,他对自身的探索并不会将他自身从世界中孤立出来,相反,这有助于人类对他自身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本文从分析维柯的“诗性”观念入手,来考察维柯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要素,其中必然涉及到维柯的哲学思想、神学思想、伦理和政治思想；而维柯在《新科学》中对荷马史诗的论述将作为其思想的例证。“诗性”作为人类祖先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存在状态,它所保存下来的经验决定了他们以及后来的人类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从狭义上讲,“诗性”就是那些尚未达到理性对话层次的诸民族特点的表达方式,它意味着古朴和粗野,生动活泼,具有真正的创造力。因为早期人类不会理性思考,只会幻想,其结果就是,它将自身的生动想象应用于日常经验,用神话,寓言的形式来表达人类习俗和社会制度。布留尔认为,原始人的智力活动缺乏抽象性,“以至要独立地观察客体的映象或心象而不依赖于它们或由它们所引起的情感、情绪、热情,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是“表象”的东西,对原始人来说,“还掺和着其他情感或运动性质的因素,被这些因素涂染和浸润。”简言之,原始人用与我们相同的眼睛来看,却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来感知,纯物理的自然现象对原始人来说是没有的。①“任何神话在古代人一般经历过的实际经验中都有其基础,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试图把一种令人满意的、可以理解的、人化的形式强加于这种经验。”②可以说,原始人在试图理解周围世界的同时,也是以其唯一的“诗性”思维在创造着这个世界,因此,在广义上,“诗性”也可以指原始人类的一种存在状态。最初人类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体现了人类祖先的集体智慧,维柯称之为“诗性智慧”；依靠这种智慧,原始的巨人们获得了“人”的身份,从而成为诸民族的创建者。确切地说,神话就是诗性智慧。文明的奠基者是诗性的,也是实践的。他们从自己的心灵中唤醒了神话,凭借这种神话,他们及其追随者以直觉的方式领会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神话为社会制度的创立提供了前提。换言之,社会的创立就是制造神话的过程,“通过制造神话,人类在神话提供的幻想形式中逐渐理解了自己的社会需要,并凭借这些神话所奠定的制度来规定自己的生活行为。”维柯之所以追溯人类起源,是因为他相信,唯有人类祖先的智慧才能让后继者们确立和认清自己的身份,避免使人类正确的生活方式遭到质疑。探究“诗性”观念及“诗性智慧”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思想对过去和当今社会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说,“诗性”观念就是维柯对人类发展中理性化和自由化进程的思考结果。人类从堕落野蛮的状态中觉醒之后,从神权政治进步到文明的人的共和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从未丧失过与他人共同享有的宗教、婚姻和埋葬这些维系着诸民族持久发展的人类共同意识。然而,当人类心智发展到成熟阶段,或者说,当人逐渐从恐惧、残酷走向理性时,就似乎开始丢弃那些一直牢固地维系着社会稳定的东西。在人逐渐变得理性,法律逐渐温和,社会越来越民主的过程中,文明反而越来越脆弱。理性自身的发展所带来的怀疑主义摧毁了它赖以产生的基础,进而开始威胁着人类自身产生的文明成果,人类发展逐渐走向自己的悖论。在维柯看来,人不仅仅需要理性和自由,他也需要信仰、传统、习俗和秩序。现代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如果世界有了哲学家,就能凭理性而不凭法律过公正的生活,那就不需要有宗教了。”在他们看来,历史运动不需要宗教的力量。维柯则认为,哲学自身的根源就是宗教。他指出,哲学一方面没有能力区分理性的形而上学的结果和数学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区分出城邦赖以统治的或然规则。本质上,哲学反思就是要将理性规则应用于不那么理性的人类活动,它总是试图从传统智慧的一切驾驭中解脱出来,并将理性直接应用于政治事务。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将哲学与诗歌相对立,视诗歌为无理性,并坚持认为,理性本身与权威相对立,它指向某种更崇高、更高贵的东西。在维柯看来,宗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以宗教为核心的传统智慧把社会凝聚在一起,带领社会穿越历史的不同阶段,哲学本身就会是不可想象的。神话作为原始人以神为叙事中心的一套话语系统,它以感性直观的表现方式呈现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神话(亦或远古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或者说“法学”,因为古代诗歌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的意图,它们都关涉诸民族的生活秩序。维柯称,古代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古代法学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诗创作；而荷马的两部史诗奠定了希腊政治文明的基本秩序。实质上,《新科学》第三卷“寻求真正的荷马”就是寻求哲学的“诗歌”源头与“神话”基础。逐渐成长的人类主体意识是社会巨大变革的载体,这种进步是洗去人类的蛮性。在一定意义上,理性文明可以被视为人类逐渐摆脱神意的束缚而走向的一种“世俗化”,但世俗化决不能被理解成“非宗教的”。在维柯看来,人虽然需要通过理性和哲学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但哲学中的理性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的真正解放。因此,“诗性”观念具有一种辨证的性质,它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人文主义与神学之间的对立,既张扬了人性中的尊严与探索精神,又将人的精神追求指向一般人文主义的理性所无法达到的神学境界,从而避免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某些人性泛滥的倾向,以此来达到实现人类精神和谐进步的理想。这正是维柯“诗性”观念的价值所在。本文最后把目光转向教育。教育是人文主义的主导概念之一,如同对“诗性”观念的探究,维柯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也是从人类的源头开始的。对维柯而言,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人类的自我教育过程。宗教、婚姻和埋葬作为人类社会创建的三大原则,同时也决定了人之为人的最后界限。人是政治的动物,他最初的教育就是凭借敬畏神祗在心灵中培育了虔敬的德性；这种德性的社会化就是人类共同意识,它体现为一种正义的力量。随着人类心智的发展,正义的实现方式虽然在不断变化,其本质却是永恒的,那就是“对公共用益的恒久而切实的关注”①。从历史来看,教育最初的、同时也是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通过“虔敬”来培育人的审慎和节制的德性,以此来维护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底线——共同意识。总之,维柯的“诗性”观念蕴涵着深刻的探索人类精神的意义；这种意义表现为：人类在迷惘中如何克服恐惧和困难,以及人类的精神追求如何走向真理和至善。这种对永恒精神价值的追求就是“诗性”观念所呈现的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个意义上,维柯不仅仅属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是属于所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