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基层民主治理、群体利益纷争和农村价值秩序混乱的问题不断涌现,学界提出了村落共同体趋于瓦解和“村落终结”的议题,直指农村共同体维系和社会整合的困境,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经典问题。以此为理论背景,一个特殊的村落组织——东村剧团闯入了本文的研究视野。选择它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1、该剧团历史较久、一年一度演出不辍,与本地同类剧团大规模解散、停演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目前东村剧团是全县唯一“幸存”的村落剧团。2、它设备完善、成员众多、群众基础好。春节演出时间持续15-20天,参演人员40-50人,演出水准较高,在当地颇具影响力。3、它是村落共同体的产物,反过来又增强村落的内部联结。剧团的演出者、组织者、支持者和受众的相关活动主要在村庄的地理限界内发生。从演出、排练、募捐,到村内对联络、整合资源,都以村庄为中心。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公共空间,它的延续也成了共同体瓦解、农民原子化的一个有趣“反例”。通过个案考察,东村剧团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48-1978年的“整合阶段”,对应的是集体化背景下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状况;1979-2004年的“分化阶段”,对应的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多元的、选择性的、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农民生活;2005-2016年的“回归阶段”,对应的是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农民对人际交往、情感联系等社会需求的互换,以及东村剧团回归相应基础功能的现实。本文认同村落共同体趋向松散的观点,同时认为乡村社会内部也蕴藏着自我维系的能量、自我重建的机制。调动这样的机制,一方面需要国家、社会对市场压迫下的农村给予支持,另一方面,更需要重塑农村的公共空间,保护被“市场逻辑”、“流动性”冲击的社会结构,增强村落共同体内部和社区之间的互动互助,重建乡村精神世界和道德秩序。在公共空间变迁中,参与主体、参与情境、参与特点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但是,传统价值、民俗民情、村庄荣誉感、熟人情感却始终隐含其中,成为稳定的因素。充分重视这些因素,符合文化的作用规律,也符合建设新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