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微观家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在变高,人们不再满足于银行很低的储蓄利率回报(平均约为2%),而是需要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来增加资产收入。本文利用2013年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实证策略从更微观的层面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发展对微观家户参与金融市场,选择股票、债券和其他广义基金等金融产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受到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发展冲击影响更大的地区,相比于数字金融技术发展之前,微观家户参与金融市场,选择股票、债券等广义基金配置的意愿在逐步增强。此外,我们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带来的正向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在增大,长期的动态影响更加显著。通过使用不同的模型,样本异质性分析我们都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通过异质性分析,我们也发现要想实现未来不同区域金融资源的均衡,鼓励人们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资产配置从而提高微观家户的福利水平,也要加大普惠金融教育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本文研究的内在机制是,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面对传统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不足、金融可及性很低的现状,并且这项技术发展有很强的外生性。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发展不仅造成了发展前后微观家户参与金融市场选择相关金融产品意愿的改变,同时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对微观家户的影响也有区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冲击影响更高地区的微观家户,参与金融市场,选择股票、债券和其他广义基金的意愿显著提高。本文有以下的特点和贡献:第一,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将研究的对象聚焦在微观家户。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数据,覆盖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162个县的16000多微观家户的数据,从更微观的层面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发展对微观家户的影响,提供更为扎实的证据。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利用2013年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实证策略来识别因果关系而非相关关系,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为解释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低提供了新的角度,充分识别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果效应,也为我国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也有以下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第一,我们实证也发现了微观家户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也在动态的变强,如果能很好地帮助微观家户提高投资回报,也可以带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在金融交易中的比重。第二,传统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人们的金融服务需求,传统金融存在“二八定律”的现象,普惠金融的发展经常被当作政治任务,其发展速度缓慢,收效甚微。经常会听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资金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没能很好的匹配起来,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变化,但传统的金融机构并没有跟着经济模式的转型在转动,从我们的实证结果来看,中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部和东北部,同时城镇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于农村。也有很多民众抱怨中国的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这就需要看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力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开始倒逼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型,逐步改善全国的金融基础设施,由收入高,覆盖人群密度高的城镇向收入低,人口密度也低的乡村拓展,进而加快金融资源的进一步均衡。第四,从本文实证结果看,低人力资本仍然是限制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力的劣势,相比于高人力资本群,低人力资本群参与金融市场获得金融服务的意愿仍然有待提高。同时,随着数字金融技术的冲击,为了避免低人力资本微观家户盲目选择一些与自身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金融产品,尤其是老年人群体,相应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项目也应该逐渐开展起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