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计方式的发展道路迥异于其它地区。对其作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岭南地区的独特性,同时也为认识史前人类生计方式演变的区域多样性和共同规律等普遍性问题提供启示。鉴于时空框架是研究生计方式及其演变规律的基础,本文先对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作系统梳理,再对划分出来的文化期/文化及其类型的生计方式进行研究,而后总结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生计方式的演变脉络,并将之与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上述普遍性问题。在时空框架研究中,本文从多方面论证岭南史前考古学界普遍使用的骨骼14C数据(常规法)大多偏晚,而被普遍剔除不用的螺壳14C数据虽有偏差,却比较接近同一层位木炭14C数值的校正年代。据此,本文修正了诸多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的年代,并提出岭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有陶(北部)”和“无陶(南部)”两大区域类型以及广西河旁贝丘遗存不晚于距今七千年等新观点。此外,对各个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末期遗存的分期和断代方面也多有创新,如针对桂西区,识别出革新桥遗存是上承河旁贝丘遗存下接顶蛳山四期等遗存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期;针对珠三角地区,指出西贡沙下遗址分期混乱、断代有误;针对环北部湾沿海地区,对鲤鱼墩遗址进行了重新断代;针对桂北地区、粤北地区、粤东地区和桂东-粤西地区,本文也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或批判某些观点的不合理之处、或给出更加精确的结论、或为某一种观点提供更多的材料证据。以上工作使本文获得早晚顺序相对正确的文化序列和年代相对单纯的文化期/文化,为探讨生计方式及其演变奠定了基础。在生计方式研究中,由于本文严格以时空框架为基础,并以较以往更加实证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即全面利用石器、动植物、古环境和生物考古等信息去论证某时期、文化或类型的生计方式,因此也收获不少新的认识,如提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可以区分出两种生计适应模式或类型,北部“有陶类型”人群由于地处更高的纬度,在末次盛冰期时期,面临更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比南部“无陶类型”更加强调食物来源多样性、营养获取率和取食效率;新石器时代中期河旁贝丘遗存的生计方式虽然大体延续早期广谱性采集渔猎经济,但渔猎技术有所提升,且存在一个不断强化植物利用的趋势;咸头岭文化并非普遍认为的“以海洋资源为生”的族群,而是整体上以植物利用为主,并在最末期才开始利用牡蛎等海洋资源的文化;革新桥遗存不能笼统概括为渔猎采集,而是一支强化植物利用并兼顾渔猎的文化;石峡文化、晓锦文化等并非“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而是一种渔猎采集为主、水稻栽培为辅的经济形态。最后,本文整合时空框架和生计方式的研究成果,细化和深化了岭南新石器时代生计方式的演变脉络,即将以往的“采集狩猎→农业”或“采集狩猎→采集狩猎为主、农业为辅→农业为主”粗线条的二期或三期论发展为五期说:新石器时代早期“广谱性采集渔猎初级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广谱性采集渔猎经济发展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植物强化利用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区域经济转型期”→新石器时代末期“水稻栽培普及和发展期”和“渔猎专业化期”。在比较研究部分,本文细化了距今2-1.2万年间人群生计分区现象,提出四个区域类型或四种模式:华北地区的虎头梁—下川模式,以细石叶遗存为代表;长江中游的十里岗—宋家垱模式,以石片石器和个别陶器为代表;岭南北部和岭北地区的仙人洞—玉蟾岩模式,以砾石石器组合、陶器等为代表;岭南南部地区的白莲洞—独石仔模式,只有简单的砾石石器组合。此外,从工具组合的角度说明以上各个地区在农业化过程发展道路的差异和时间差: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表现出谷物栽培、野生植物采集和渔猎并进的方式;同时期的后李文化、上山文化则经历一个以野生植物采集和研磨为主的生计阶段;彭头山—皂市下层文化未见野生植物研磨和粉食;同时期的岭南地区则仍然处于广谱性采集渔猎阶段。另外,还观察到大范围人类生计演进的共同规律:面对末次盛冰期资源压力的时候,南北方都采取了拓宽植物食物来源的策略;在农业化的过程中,大部分地区都经历过强化野生植物利用的阶段,表现在工具上就是研磨石器的大量出现;各区域人群在生计适应策略的差异性都是面对特定资源压力的产物。最后,对于常常分属于两种研究范式的时空框架和生计方式研究,本文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研究属于一种新的尝试,这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时空框架和生计方式研究提供新观点的同时,也可能会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上的示例。将岭南地区的研究成果与华北和长江流域进行比较分析,所取得的观点对于宏观地认识中国史前人类生计方式演变的区域差异和共同特点也或将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