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深具影响的关键人物。他在大陆的形象并不是始终如一,而是不断演变的。甚至可以说,建国以后胡适形象的演变历程,也就是新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注脚。建国初期历史语境转换中马克思主义传播、普及的需要,胡适个人的历史抉择及其言行,以及“红楼梦”事件中中共领袖人物的指示等多重因素,导致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一运动使胡适形象得以“一百八十度大翻转”。随后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学术界对胡适的正面形象进行了全面否定,将其视为“人民公敌”、“实验主义的门徒”、“战争罪犯”、“反动宣传的鼓动家”、“资产阶级买办文人”等。这奠定了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陆胡适形象的基本面貌,并对此后人们对胡适的认识产生了难以磨灭、深远的影响。文革时期,作为“箭镞”、“批判符号”的胡适,成为攻讦能与之相互牵连的人物的有效武器。大量的批判文章在使用“胡适”这一批判符号时,缺乏对胡适的深入认识,多随意“剪切”、套用,人云亦云,其结果是终于将胡适彻底地“妖魔化”,并进一步丢入了历史的泥沼之中。而在政治理念“统御”学术话语的特殊时期,知识群体内部,无论是党的理论专家,胡适昔日的论敌、学生,或书信往来的好友,面对胡适,都曾拥有着极其丰富、复杂的心境。通过对胡绳、顾颉刚、陈寅恪真实表现及心理状态的分析,可以见出理性、良知等富有温度的品格,依然深植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内心。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学术界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呈现出肯定与否定并行的局面,并对此前全盘否定的胡适形象进行了局部地反思与修正。九十年代,伴随一系列学术活动和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学术界进入了由“政治批胡”到“学术研胡”的新阶段,胡适的正面形象逐渐得以回归。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胡适研究”的专题化与精细化,胡适形象也愈加多元与深化。但在“胡适归来”的蓬勃气象中,也存在着“以偏治偏”、“矫枉过正”的倾向。回顾建国后七十年间大陆胡适形象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主导这一演变过程的主要因素,除了胡适自身所牵涉“内容”的宽广,还在于不同历史语境中对胡适的“需要”。无论这种“需要”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一段时期内特定的政治倾向、社会心理、学术立场及个人视野的高低,无疑都规定和控制着胡适形象所可能被“还原”或“失真”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