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墓葬,其时间范围为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至西晋灭亡的120余年,其空间范围是中原地区,即指秦岭、淮河以北,燕山以南,祁连山以东,以洛阳为中心的区域。研究方法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并结合历史学的方法,探索“晋制”的内涵、源流及其在中国墓葬制度史上的作用。　　 第一章回顾魏晋时期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现状。研究往往是随着新的发现而不断深入,由于资料较少,尤其是曹魏墓的研究尚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能够认定的曹魏墓极为有限,同时存在着曹魏墓的考古分期和历史分期的不同意见。曹魏与西晋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都在40、50年间,西晋墓的数量却远远超过曹魏墓,其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考古学的分期分区,而没有进一步地深入到系统性研究。中原地区魏晋墓葬60年的研究史,虽然前辈们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与这一地区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仍不相称。所以,魏晋墓葬考古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亟待加强。　　 第二章魏晋墓葬的考古类型学考察。按墓葬分布的区域并结合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将中原地区的魏晋墓分为五个区。中区:洛阳附近地区,西区:陕西关中地区,东区:山东及江苏、安徽北部地区,北区:北京、河北、山西,南区:河南南阳地区。　　 迄今发现魏晋墓葬300余座,较完整可进行类型学分析的185座。墓葬形制按建筑材料和形式分类,类下按墓室数量分型,型下按墓壁曲直分亚型,亚型下按平面形状分式,共分为四类十型20式。器形或数量变化较大的典型随葬器物的型式分析以陶器为主,分为生活用具、模型明器、陶俑三类21种。瓷器2种,铜镜9型。根据主要随葬器物的演变情况,将其归纳为三组,结合与之对应的墓葬形制,将中原地区魏晋墓葬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曹魏时期(三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第二期为西晋初期至西晋太康初年(三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第三期为西晋中晚期(三世经八赶十年代中期至四世纪初)。　　 第三章西晋墓葬制度及其源流。沿第二、三期的主要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上溯,探索西晋墓葬制度的源头。曹魏墓是“晋制”形成前的一个发展过程,继承了“汉制”的大量因素,其间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墓葬内容,墓形如甲AaⅠ型、甲AbⅠ型、甲AbⅡ型、BaⅡ型、BⅠ型,随葬器物高圈足壶(AⅠ式)、圜底鼎(A型)、四系罐(Bc型)、空柱盆(B型)、圆形盒(B型)、方形帐座(AⅠ式)等。　　 西晋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不仅在曹魏时期墓葬中可以找到一些,某些因素在有些东汉晚期墓中已经出现,所以对东汉晚期墓进行重新审视。《洛阳烧沟汉墓》中第六期即东汉晚期的M144、M147、M148、M160、M161、M1027、M1035-M1039、北京临河村东汉晚期墓、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南李王村的87韦南M3-M6、陕西临潼高沟村初平元年墓、《洛阳中州路》M708等,所具有的墓葬因素明显有别于烧沟汉墓东汉晚期及其它东汉晚期墓葬,如单室方形墓、弧形封门砖、长斜坡墓道、墓道两侧内收台阶、四系罐、双耳罐等流行于西晋时期的墓葬因素早在东汉晚期就已显露出来,只是还未成为墓葬的主流形式。　　 西晋墓葬制度的内涵。甲AaⅠ型墓和乙AⅠ型墓,是西晋墓葬的主流形式。即使多室墓,无论砖室还是土洞,其前室绝大多数都为方形或近似方形。长斜坡墓道、墓道两侧壁呈阶梯状1—5、7、9级内收、外弧封门砖、墓壁外弧、大中型墓内设砖砌角柱、斗棋也是西晋墓葬形制的典型特征。曹魏、西晋前期“不封不树”,西晋晚期边远地区的少数墓葬有封土。西晋中晚期墓内出现墓志。有系罐(B型)、双耳罐(D型)、翻口罐(E型)、酱釉小罐(F型)、三铺首奁(BⅢ式)、灯盏(C型)、方形仓(B型)、槅、空柱盆、兽形灯(B型)、圆盒(B型)、帐座、马、侍俑、牛车、武士俑、镇墓兽、瓷器、“位至三公”铜镜(A型),是西晋墓葬最具时代特征的随葬器物。　　 西晋墓葬制度的区域关系。以洛阳为中心的附近地区对周边地区都有由近及远渐弱的影响,大致呈中心向四方辐射状。陕西南部-河南南阳-山东沂南-线处于江南与中原地区两种文化的交界地带,物质文化面貌呈现出两面性。五个区域相互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共性,是区域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结果。各区又有不同的特征,显示出区域性。同时,文化传播和影响并非是单向的。胡人形象的陶俑,说明两汉沉寂了几百年来的民族构成在西晋时期有了激烈变动,北方少数民族开始涌进中原,与汉族杂居混处。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瓷器通过南区和东区才使得中区在西晋出现零星的瓷器,尤其是“槅”对西晋中原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无论是方形桶还是圆形槅,都是西晋统一三国后从江南地区传至中原,再随着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大量流民传到东北、西北各地。　　 西晋墓葬的等级性。通过对东汉晚期至西晋墓葬的墓道、封门、墓室、墓内设施及墓主身份进行对比分析,明显地存在着以墓道两侧内收台阶多少为级差的等级关系,并与墓主职官、品秩的政治地位相对应。　　 “晋制”对后世墓葬制度的影响。将角柱、斗棋表现于砖室墓葬结构之中为西晋首开先河,为之后唐、五代十国、宋墓大量出现建筑构件奠定了基础。从东汉末到西晋晚期的墓葬形制发展过种可以看出,墓室从横长方形-近似方形-方形-弧方形的演变趋势。弧方形墓又为之后北朝、南朝、唐、宋、辽、金、元各时代近似圆形、半圆形、椭圆形、圆形墓的出现作出了技术上的准备,当为圆形墓之源。　　 四系罐从东汉末年开始出现,至西晋数量极大增加,不仅四系陶罐得了发扬光大,又新出现四系瓷罐,四系还被运用到盘口壶等其它器形上。在此后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一千多年中,四系罐的使用一直不断。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就出现了用于镇墓辟邪的木雕镇墓兽,而陶质牛形镇墓兽是中原地区西晋中晚期的流行形式,是魏晋道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镇墓形象,它为之后北朝隋唐陶瓷、三彩的狗形、人面兽身、狮形镇墓兽奠定了基础。　　 “晋制”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又一次变革,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汉制”与“晋制”共存,这种共存关系并非简单的并行,而是有其特征及量的变化,即魏晋在承袭“汉制”的同时,又创立了新制。曹魏时“汉制”还占有主体地位,西晋时“晋制”成为主体,“汉制”退居其次,甚至开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