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指清光绪、宣统以及民国初年的宗宋诗人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衍、陈宝琛等。本文有意突破以理论探讨为主的研究模式，主要以人事、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将其从道光、咸丰宋诗派的脉络中独立出来加以研究，故采用“清末民初宋诗派”的说法。另外，本文认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这是一个松散的文学流派，而是一个人员固定、联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利用现代传媒来扩散影响的群体。本文从收集、梳理第一手资料出发，详细分析了这批诗人在1895—1921年的文学活动。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初步梳理了几个后来成为宋诗派重要成员的诗人的早期文学活动。其中陈三立在湖南和王闿运、郭嵩焘等结碧湖诗社，频繁雅集，多数诗社中人与陈三立一生保持着密切联系。郑孝胥早年有过在京师生活的经历，经由好友王可庄、黄绍箕、张謇、沈曾植和当时文坛优秀诗人建立了广泛联系。陈衍1882年左右在福建结福州支社，他这是只是一个地方性的籍籍无名的诗人。1886年丙戌会试对宋诗派诗人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陈三立、郑孝胥、陈衍同时到京师参加会试，郑孝胥初晤沈曾植，郑、沈一见如故，成为挚友；郑孝胥也第一次见到了陈三立，虽然两人在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实质性交往，但他们有一个互相交叉的朋友群体。 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宋诗派文人群体与张之洞幕府的关系。甲午战争的爆发，深刻改变着文学的面貌，几个宋诗派诗人进入张之洞幕府，在幕府内频繁接触、切磋诗艺、探讨诗歌理论，宋诗派的重要理论“三元说”就萌生在这个时期。同时，幕府交往也为宋诗派和全国优秀诗人的交往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宋诗派诗人的诗名开始扩散。 第三章梳理了和宋诗派有关的雅集和结社活动。1907年，宋诗派理论家陈衍来到京师，和京师诗人时常雅集，尤其是以宋诗派诗人为主体的辛亥诗社的活动，在京师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陈三立在南京和其他诗人频繁雅集、唱和，逐渐成为诗坛领袖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多数宋诗派成员来到上海，和其他关系较亲密的遗民结成超社、逸社进行唱和。从这些诗社和雅集活动都可看出宋诗派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 第四章通过亲缘、地缘、学缘的研究来探讨宋诗派的影响是如何扩散的。以前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宋诗派的地缘关系，但对亲缘和学缘的描述较少。本文从阅读原始文献出发，展示了宋诗派文人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尝试用关系网络的理论来分析人物之间的亲疏离合。 第五章重点探讨宋诗派和现代传媒的关系。1912后，陈衍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石遗室诗话》，是近代宋诗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的标志。1915—1920年宋诗派以《东方杂志》为阵地，发表了大量作品，“同光体”成为席卷民国时期古典诗坛的一种文学思潮。在《东方杂志》诗文栏内发表的1700首诗中，其中百分之七十属于宋诗派诗人的创作，本文初步分析了宋诗派力量是如何占据和利用这样重要的文化传播资源的。 第六章研究宋诗派文人群体和清末民初其他文学群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宋诗派与“诗界革命”者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通过对南社1917年唐宋诗之争的重新梳理，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次文学场域之争，是柳亚子等面对宋诗派的强大压力的一次反击；学衡派是一个精神渊源上和宋诗派很相似的团体，人事上也有诸多纠葛。通过宋诗派与这些文学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凝聚力很强、对民初其他文学力量有较大影响的团体。 本文力图超越“新”与“旧”的进化论模式和意识形态决定论的立场，将这一群体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来加以研究。通过大量的资料梳理和细心考论，本文的结论是：清末民初宋诗派是一个介于传统文学流派到现代文学社团之间的过渡性文人群体，体现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过渡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