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比较教育学家和汉学家、加拿大学者Ruth Hayhoe（中文名许美德）教授，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四十余年来把学术生涯中的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特性与成败得失的深入持久研究中。在深谙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在构筑文明对话桥梁的努力中，在足迹遍及中国两百多所大学的不断探索下，许美德成功地将中国学术传统的时代价值、大学的变革与发展、杰出的教育家群体介绍给西方的公众和学术界，并取得了丰硕而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几十年来，许美德教授通过梳理东西方学术关系，为推动东西方文明对话和探析可能存在的中国大学模式不遗余力。　　笔者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和著作，并有幸于2011年5月到多伦多大学参加“教育与全球文明对话会议”之际，第三次当面访谈许美德教授，还多次通过电子邮件与其交流，向其请教，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会议期间笔者还通过访谈，听取了包括马克·贝磊教授等国内外部分知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对许美德的导师、同事、学生等进行了访谈。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加外交关系的发展历程入手，以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特点以及许美德不同阶段的学习、生活、工作经历作为切入点，分析了许美德有关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主要研究焦点，总结了许美德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得出的核心观点及其价值与特色，并且挖掘了许美德的学术生涯以及重要发现可能给中国大学的发展带来的镜鉴之思。　　从学术早期生涯关注中国社会不同时期教师角色变化以及书面语改革与课程现代化的关系，到后来在国际合作中关注中国的诉求与声音;从经历对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认识，到感受“冷战”结束后“文明对话”时代的到来;从研究中国文化特性到分析中国教育家群体的学术精神，许美德教授的学术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再到成熟与深化。她的“东西方文化比较框架”深受马克斯·韦伯“理性类型”的影响，也得益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通过由“价值中立”到“价值明晰”的反思与转换，对导师布赖恩·霍姆斯教授的“问题法”进行了一定的超越，同时，也是对约翰·高尔通“世界秩序模式”理论的深刻解读与准确把握。　　许美德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主张是:东西方之间应该进行“文明对话”而不是制造“文明的冲突”;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东西方大学之间的学术关系是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和纽带;东西方大学模式根植于各自的文明沃土，各有千秋，应该相互学习，中国大学模式应该为世界文明多样性作出独特贡献;当代教育家群体是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优秀载体。　　本文认为，许美德教授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之所以对中国高等教育情有独钟，是因为生活世界和学术世界中的中国元素使她对中国文化心往神驰，尤其是经历了对儒家文化的重新认识之后，便更加坚定了通过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价值，把中国文化、大学和教育家群体介绍给全世界的信心和步伐。许美德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教师、学者、外交官、香港教育学院校长的履历，发起或参与国际对华援助项目的亲身经历，在西方学者中鲜见而难得。　　许美德对中国高等教育卓有成效的研究，拓宽了比较教育的研究领域，发展了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并在构造文明对话平台的过程中壮大了比较教育的研究队伍。尤其是她主张超越“中心”与“边缘”的限制，总结可能存在的“中国大学模式”，呼吁中国大学更加自信地在丰富文明多样性的努力中有所作为的远见卓识，为我们探寻“中国大学之道”提供了难得的镜鉴之思:回顾百年来中国大学的近代化过程，我们应该处理好外来模式与已有传统的关系，明确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立足于全球化和文明对话的时空背景，审视中国大学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外围圈”的处境。通过自信地参与文明对话、合理寻找传统文化与现实需要的结合点、激励更多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大学校长、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举措，寻求构建可能存在的中国大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