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一方面,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对于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恢复高考加速了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这也是经济快速增长极大的助动力。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国人力资本正处于加速累积阶段,考虑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探讨人力资本积累的来源便显得格外重要。中国人力资本的快速累积不仅得益于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持续增长,也得益于儒家文化传统下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长期重视。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除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支出外,家庭也通过放弃潜在收入并增加精力陪护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家庭教育投资中,不仅包括家庭用于子女课外辅导和培训等方面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投资,也包括家庭以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陪护子女教育的方式所进行的隐性教育投资。而这种家庭的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更多以家庭放弃潜在收入为代价的方式实现,其本质上也是一种重要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已有文献研究中更多关注了家庭教育支出中的显性投资行为,而针对家庭隐性教育投资则关注相对较少,也少有文献针对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规模进行测度和识别。事实上,中国家庭的隐性教育投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成为推动中国人力资本快速提升的重要力量。根据《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显示,中国家庭中有78.3%的家长表示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牺牲个人生活,同时家庭成员特别是母亲专职照顾子女教育的现象也日趋常见。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女性更多承担了家庭内部事务,其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照料子女。而也有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家庭中母亲职责已突破了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呈现出了母亲职责“教育经纪人”化的新特征,母亲会将更多精力用于规划和陪护子女教育,以期帮助子女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杨可,2018）。这意味着在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传统下,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更多来自于母亲,因此识别子女教育压力对母亲收入的影响是观察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的重要视角。本文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框架,有效剥离了家庭隐性抚养支出行为的干扰,利用政策规定的每年入学时间为九月一日作为工具变量,估计了母亲基于子女教育竞争压力而放弃的潜在收入,为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面临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19%,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学历以及非国有行业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同时独生子女和生育男孩家庭的母亲收入会由于更加重视子女教育而受到更多的工资损失。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反映地区间升学压力,发现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本文创新点在于利用工具变量法识别了子女升学压力下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不足之处在于只有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符合研究内容,但时间比较久远,2005年的家庭决策与2020年可能有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