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的艺术世界在整体上呈现出两种风格,一种酷烈,一种柔美。酷烈对应着现实世界,柔美对应着理想世界。从叙述内容上说,两个艺术世界都叙写了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酷烈的艺术世界着力于人性的恶魔性和生存的悲剧性,而柔美的艺术世界则展示了大爱无限的德性及自为的生命律动。刘庆邦善于在形式方面采用一些技巧来加强小说的酷烈和柔美,使得小说的艺术世界呈现出形构上的较鲜明特点。他在结构模式、语言传达的错位、叙事速度上下功夫,营造出浓烈的紧张感,加强了小说的酷烈度,这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深刻体验和所理解的人生的矛盾性。刘庆邦小说所建构的酷烈的艺术世界是他创作的魅力所在,是他的独特贡献所在。他精确地把握住了底层人物的生存木相,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他们失去理性的疯狂魔性,意料不到的命运转折,巨大无比的心理落差和严重的理解错位等,使人的内心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为了强化理想世界的柔美,他重拾被许多作家抛弁的“风俗画”和“风景画”的描摹,将它们“贴”着人物写。他一方面抓住自然与人同质同构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出将风俗运用于叙事话语层面参与叙事建构的意识,使风景和风俗服务于人情美人性美的渲染。由于刘庆邦对人性的探索只停留在为生计的“生存”层面,还未深入到文化的深层,因而缺乏沈从文、汪曾祺式的厚度,又由于他笔下的风景、风俗地域色彩并不十分浓,这注定了刘庆邦柔美风格的乡土小说无法超越沈从文、汪曾祺等前辈作家。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刘庆邦的尝试意义犹存,在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他以诗意的笔触延续了乡土写意派的大体风格,给振兴乡土小说带来了一丝光亮。虽然刘庆邦有意放大艺术世界的酷烈,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小说的真实性；虽然他显示出构建理想世界的无力,但其中暗藏了作者沟通两个艺术世界的目的并彰显出了他的叙写姿态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