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描述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流行现状及其纵向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不同特征医学生亚群体（如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等）焦虑、抑郁的特点；考察环境因素以及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产生过程中的中介变量，如家庭功能、社会支持系统和负性生活事件等纵向发展特点及其与医学生焦虑、抑郁的关系，探讨影响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发展的相关因素，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择安徽省三所医学院校中能随访到的10340名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用自制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相关生活经历调查问卷（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家庭因素、Beck焦虑量表、Beck抑郁量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家庭功能量表、生活质量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等）对目标人群进行纵向调查。首次测查完成后每隔半年进行一次追踪测查，总的纵向追踪时间为一年，追踪测查两次。追踪测查中所使用的调查问卷仍为第一次测查中所使用问卷。焦虑、抑郁检出情况在单因素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以三次测查中焦虑和抑郁评分分级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年级、负性生活事件、家庭功能、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和家庭因素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然后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Es)和多层线性模型(HLM)对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的纵向追踪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家庭功能、负性生活事件及生活质量与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发展的关系。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将所收集的资料经过核对、剔除不完整问卷后进行录入。应用SPSS17.0和HLM6.08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方法包括卡方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方差分析和秩相关，多因素分析有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广义估计方程(GEEs)和多层线性模型(HLM)。检验水准а=0.05。结果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检出率：各测查时点医科大学生焦虑的检出率分别为第一次测查（T1）：14.1%，第二次测查（T2）：14.3%和第三次测查（T3）：9.0%；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T1：16.8%，T2：14.7%和T3：10.3%。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时点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检出率有统计学差异。不同群体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特点：三次测查中二年级医学生焦虑、抑郁检出率均高于一年级；女生焦虑检出率均高于男生；女生抑郁检出率在第一次测查、第二次测查中高于男生，第三次测查低于男生。家庭因素与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的关系三次测查中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医科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检出率均较高；第一次和第二次测查中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以家庭工资收入的医学生焦虑检出率最低；第一次测查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以家庭工资收入的医学生抑郁检出率最低；第二次测查非完整家庭医学生焦虑检出率高于完整家庭。专业满意度与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的关系：不同专业满意度医学生焦虑、抑郁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均以专业不满意者焦虑、抑郁检出率较高。社会支持、家庭功能、负性生活事件和生活质量与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的关系：医科大学生社会支持、家庭功能和生活质量得分均与焦虑、抑郁评分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越多，家庭功能和生活质量越好，焦虑、抑郁情绪越轻微；负性生活事件得分与焦虑、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存在的严重程度越大，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相关因素的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生活质量、负性生活事件、家庭功能、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等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提示：①主观感觉获得社会支持较少、生活质量和支持利用度差、以及家庭功能有障碍的医学生更易发生焦虑和抑郁情绪；②负性生活事件影响越严重的医学生更易发生焦虑和抑郁。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相关因素的广义估计方程和多层线性模型：广义估计方程和多层线性模型统计结果显示，女性、二年级、专业不满意、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家庭功能、负性生活事件以及生活质量对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预测显著。结论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存在普遍，有较高的检出率。不同性别之间焦虑、抑郁状况有明显差异；二年级医学生焦虑、抑郁检出率较高；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医科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检出率较高；所学专业不满意者焦虑、抑郁检出率较高。社会支持、家庭功能、负性生活事件和生活质量等中介变量与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的关系密切，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是预测医科大学生焦虑、抑郁变化的重要因素，另外特别是负性生活事件对医学生焦虑、抑郁的影响更值得进一步关注。应加强对大学生焦虑、抑郁问题的重视，通过多种方法预防焦虑、抑郁的发生，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