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对于翻译这项古老的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从众多翻译研究的成果中我们得知，作为沟通作者和读者的中介者，译者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很多翻译理论家们并不重视译者。把译者看成是“仆人”，必须“处处跟随原作者”。 英国翻译家约翰·德莱顿把译者比喻成“戴着镣铐的舞者”。后来解构主义的出现使得译者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译者翻身作了主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安德列·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内特等人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概念，这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作为一项实践性很强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主体——译者——因为人们认识的深化而渐渐受到重视、得到尊重，正是由于译者的主体性问题倍受关注，与此息息相关的翻译创造性问题的研究自然也成为了翻译界颇为重要的课题。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译者和学者开始关心文学翻译创造性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本文正是基于各家理论之上，旨在分析、论证文学翻译创造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第一章简要回顾中西方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从中可以看到近代翻译学理论发展的趋势：翻译不单纯是语言文字机械的转换，而是一项再创造性的活动。 第二章分两部分论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第一部分分析创造性思维对文学翻译的作用。首先探讨译者的创造性思维与文学翻译的关系。翻译，是把由一种语言构成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出来。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思维内容。翻译的内在规律在于人脑的思维，因此，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来说，其思维与翻译行为有着必然的联系，其思维方式也必定影响到翻译的再创造过程。既然译者的任务是既要再现原著的精神实质又要再现其风格韵味，这就要求译者的思维必须具有创造性。而译者创造性思维又体现在哪里呢？接下来具体介绍创造性思维的几种表现形式。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最常见的思维方式分为形象思维，逻辑性思维和灵感思维。译者运用形象思维想象源语所反映的场景，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原作，之后运用逻辑思维加以完善，再加上灵感思维的火花，创造出出色的译作。 第二部分探讨文学翻译创造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文学语言有个特点：陌生化。读者对于文学有陌生化期待，期望文学给他们不断带来惊喜。文学翻译同样也具有陌生化的特征。由于这种陌生化期待的存在，译者必须要发挥其创造性，使其译文能够被读者所接受，并给他们带来愉悦感。文化学派的代表苏珊·巴斯内特，阐释学派代表乔治·斯坦纳，以及中国的文学大师郭沫若，翻译理论家谭载喜、谢天振等等都对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持肯定的态度，并且鼓励译者充分发挥想象，创造出优秀的译作。 第三章通过《大卫·科波菲尔》三个中译本来分析译者创造性的体现。 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小说作者和原文以及三个中译本的背景。 第二部分则从文化和技术两个层面介绍实现文学翻译创造性的基本手段。首先从文化层面来剖析使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文学策略来实现文学翻译的创造。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的信息交流活动，既是语言转换的过程，亦是文化的移植和传播过程。异化，是要保存源语中的文化本位。归化就是将源语纳入译入语之中。无论译者采纳异化还是归化策略都需要发挥创造性。其次从技术层面来举例说明文学翻译创造性的“五体现”：1．句子的调整2．增词处理3．注解4．修辞的翻译5．意义的引申。具体说明并比较文学翻译创造性在这三个中译本里的体现。 文章最后在结论中指出：文学翻译的任务是追求艺术上的一致、信息上的对等，译者不是简单地充当传声筒，译者所要做的是呈现给读者原著所展现的艺术形象。故而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