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水西百里杜鹃景区的旅游开发过程中,通过对彝族传统文化的综合和创造,旅游民俗“祭花神”应运而生。通过对彝族传统文化中杜鹃花崇拜、祭山等元素的利用和再造,“祭花神”试图以“传统仪式”的色彩宣示其传统身份,不仅进入了旅游民俗的场域,更进而逐步被视为地方民族文化的代表。通过对“祭花神”建构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插花节与“祭花神”存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即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两者之间既存在矛盾又互相交织,不仅建构了“祭花神”完整的发展链,而且赋予其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从花节、彝族的花节到彝族“祭花神”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旅游民俗的建构使原本属性不清、内容不定的民间活动一步步附上了民族的身份标识,在反复协商中确立了具体的内容和形式,进而在民间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作用。同时,随着民俗旅游活动的深入开展,这种再造的民俗文化又逐步调整自己以符合传统。“祭花神”的建构为多方参与者共同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政府作为旅游开发的先导,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毕摩作为参与到旅游民俗中的传统社区文化精英,是“祭花神”仪式建构任务的具体实施者,也是民俗旅游场域中的表演者与解释者;游客作为旅游中隐形的关照对象,影响了旅游中民俗文化的符号化表达。民俗文化一经进入旅游市场,以它为起点形成的多元表述反过来又再造了民俗,实现了民俗文化的再造性转变。在文本上,“祭花神”从单一的文本《叙花经》发展出“花神”系列文本;在文化上,“祭花神”的认同建构从旅游语境中他者的目光转至彝族本民族内部自我文化与身份的认同。水西彝族“祭花神”的建构,折射出当下民俗旅游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挪用和创造性诠释,同时,官方、文化精英和游客共同建构的“传统”又反作用于地方传统,从而进一步建构新的传统。